随着《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性骚扰这种在社会上受到极大关注而又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问题，首次进入我国立法者的视野。
性骚扰问题近年来得到极大关注，因性骚扰而对簿公堂的案子也被闹得沸沸扬扬，因此，性骚扰第一次进入立法视野可以说是对妇女权益保护的一大进步，正如巫昌祯教授所言，这个草案向社会公众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性骚扰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这将有力地震慑性骚扰者，从而减少性骚扰的发生。”然而，当我们审视草案所提及的几个条款时，却发现就像《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大部分条款一样，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和口号宣传，困扰性骚扰的几个难题尚不具有实质性的规定。
法律讲究确定性，在我们更多类似于大陆法系的国家，如果一部法律只具有原则性而缺乏具体规定，很难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对性骚扰进行定义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性骚扰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按照一些书面的解释，性骚扰是性歧视的一种形式，通过性行为滥用权力，在工作场所或其他公共场所欺凌、威胁、恐吓、控制、压抑或腐蚀其他人。这种性行为包括语言、身体接触以及暴露性器官。那么，讲黄段子属于性骚扰吗？公交车上的“咸鱼手”属于“欺凌、威胁、恐吓、控制、压抑或腐蚀”中的一种吗？由于文化的差异，如果一个老外出于好感而与一个中国妇女拥抱一下或者亲吻一下手，这算不算性骚扰？这个问题立法不能忽略。
证据可能是掣肘性骚扰案的最大难题，许多勇敢起诉却遭致败诉的案子证据不足是最大原因。按照民事法律的一般证据规则，谁主张、谁举证。由于性骚扰行为的隐蔽性，举证谈何容易！所以，笔者认为，为了公平正义，是不是可以在举证责任上来个特殊分配？即不仅受害者自己要举证，被诉人也要适当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进行性骚扰。在具体取证上，我们何妨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让专门保护妇女权益的民间团体发挥点作用，让受害妇女获得更多的支持。在中国现实环境下，甚至可以在妇联内部专门成立一个性骚扰投诉中心，各地妇联可以在收取适当费用的前提下，帮助受害妇女解决取证难的问题。当然，这可能不是一部《妇女权益保障法》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配套法律法规的完善。
还有一个就是对性骚扰者的责任追究问题。《草案》规定，“对妇女进行性骚扰，受害人提出请求的，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笔者认为这个规定过于单一，考虑到实际问题，还应改规定“妇女所在单位不能以此为借口解雇、打击、报复受害人”。另外，性骚扰对付女来说还是一种精神的损害，由于没有具体的物质损失，对精神赔偿的请求会让法官很难掌握，是不是也可以在这方面作出具体那怕是原则性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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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立法对性骚扰说“不” 用人单位有责防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