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补偿：贴上“合理”标签（聚焦审议）

　　本报记者　吴兢

　　拆迁，是家住北京国贸商圈的吴先生和邻居们热议的话题。他们住的楼房正面临拆迁。

　　得知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的物权法草案要求对拆迁户予以“合理补偿”、“妥善安置”，他高兴地说：“拆迁涉及许多人的切身利益，法律规定应当更细致、更有操作性。”

　　审议会场内外，“合理”标签引起热议。

　　公共利益：不能什么都“装”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征用自然人、法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但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

　　———摘自物权法草案

　　有了征用，才有拆迁。征用的法定理由，则是“为了公共利益”。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个‘口袋’很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吴基传说，“谁来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这需要研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严义埙也认为这一句理由写得“太简单了”。因为市场经济发展后，公共利益是多元化的。中央考虑全局的利益，而地方也会考虑地方利益。

　　武汉大学教授孟勤国认为对“公共利益”要严格限定，只能局限在公用性的、涉及公众重大利益的、与公众利益直接相关的事务，应当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比如，道路建设、公共设施建设等。如果是招商引资，那叫经营城市，并不能算是“为了公共利益”。

　　合理补偿：标准何在？

　　拆迁、征收私人的不动产，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并保证被拆迁人、被征收人得到妥善安置。禁止以拆迁、征收等名义非法改变私人财产的权属关系。

　　———摘自物权法草案

　　本文开头提到的准拆迁户吴先生，一直在“研究”拆迁。他说，拆迁按“国家规定”给予补偿，国家规定也要跟得上形势，也要合理。比如北京，执行的是5年前的拆迁安置补偿标准。以房价为例，当时均价才3000元/平方米，但现在已涨了一倍多。今天的拆迁纠纷，很多与法规未跟上有关系。

　　这一规定也引起了参加审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关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沈春耀说，征收私人不动产和其他财产，都是要给予补偿的。关键是怎样补偿，给予什么样的补偿。

　　比如对外资企业征收和国有化的补偿，最近几十年来一直是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西方国家主张给予“充分、及时、有效”的补偿，很多发展中国家主张给予“适当的”或者“必要的”补偿。沈春耀说，我们在制定外资企业法时，采取了比较折衷的表述方式，用了“相应的补偿”这一规定。补偿牵扯到外资企业，需要认真研究。

　　孟勤国教授认为，对城市房屋来说，“合理补偿”可以表述为“市场价补偿”。物权法应当把合理补偿进一步明确为“市场价补偿”。

　　农地补偿：考虑三个因素

　　征收承包期内的土地的，应当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给予合理补偿。征地的补偿标准、安置办法应当告知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土地补偿费等费用的使用、分配办法，应当依法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

　　———摘自物权法草案

　　对于物权法草案中征收农地的规定，一些委员表示，一部法要出台，应从上到下进行社会调查。征收农民承包的土地，一定要多听听农民的意见，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贺铿说，征收承包期内的土地可以，但只规定“征地的补偿标准、安置办法应当告知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这个“告知”太弱了，补偿的标准、安置的办法应充分与使用权人商量，保护承包人的权益。

　　征用农地的合理补偿，标准如何界定？孟勤国教授认为，农地无法用市场价来评估，可以采用“合理补偿”一说，但应明确界定“合理”的要素，至少要考虑三个方面：第一是安置费用，要让农民有生存保障。或者将失地农民统一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或者给农民一笔足够的安置费。第二是农民历年来在农地中的投入。第三是青苗费等本应取得的收益。比如征用荔枝园，上千斤荔枝丰收在望，果农却只能弃树离田。他们应得的经济利益，法律应当保护。

　　《人民日报》 (2005年06月28日 第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