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立法尚有三大难题待解

　　今日快评

　　夏青文

　　随着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性骚扰问题首次进入我国立法者的视野。“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对妇女进行性骚扰，受害人提出请求的，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草案的三个条款，在我国立法史上第一次清晰而又明确地对性骚扰行为说出了“不”字。(《法制日报》6月27日)

　　性骚扰问题近年来得到极大关注，因性骚扰而对簿公堂的案子也闹得沸沸扬扬。因此，性骚扰第一次进入立法视野无疑是对妇女权益保护的一大进步。正如巫昌祯教授所言，这个草案向社会公众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性骚扰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这将有力地震慑性骚扰者，从而减少性骚扰的发生。”然而，当我们审视草案所提及的几个条款时，希望困扰性骚扰的几个难题，能在审议修改过程中有更实质性的规定。

　　法律讲究确定性，对性骚扰进行明确定义就是第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实际上，目前的性骚扰还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按照一些书面的解释，性骚扰是性歧视的一种形式，通过性行为滥用权力，在工作场所或其他公共场所欺凌、威胁、恐吓、控制、压抑或腐蚀其他人。这种性行为包括语言、身体接触以及暴露性器官。那么，讲“黄段子”属于性骚扰吗？公交车上的“咸鱼手”属于“欺凌、威胁、恐吓、控制、压抑或腐蚀”中的一种吗？这些问题怎样明确显然不能忽略。

　　第二个难题就是证据问题。应该说，证据是掣肘性骚扰案的最大难题，有许多勇敢起诉却遭致败诉的案子，证据不足是其最大原因。按照民事法律的一般证据规则，谁主张、谁举证。而由于性骚扰行为的隐蔽性，举证谈何容易？所以，笔者认为，为了公平正义，是不是可以在举证责任上来个特殊分配？即不仅受害者自己要举证，被诉人也要适当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进行性骚扰。在具体取证上，我们不妨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让专门保护妇女权益的民间团体发挥作用，让受害妇女获得更多的支持。在中国现实环境下，是否可以在妇联专门成立一个性骚扰投诉中心，各地妇联可以在收取适当费用的前提下，帮助受害妇女解决取证难的问题。

　　第三个难题就是对性骚扰者的责任追究问题。草案规定，“对妇女进行性骚扰，受害人提出请求的，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但笔者认为，这个规定显得过于单一，考虑到实际情况，应增加规定“妇女所在单位不能以此为借口解雇、打击、报复受害人”。另外，性骚扰对妇女来说主要还是一种精神的损害，由于没有具体的物质损失，对精神赔偿的请求会让法官很难掌握，是不是也可以在这方面做出具体亦或是原则性的规定？

　　因此，在笔者看来，性骚扰将被写入妇女权益保障法，这仅仅是立法反对性骚扰的第一步，以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上述这些问题显然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