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徘徊在就业路上(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28日10:01 西安新闻网-西安晚报

失地恐慌

　　“乍一听，征地拆迁一家人能补偿二三十万，农民可不是富了吗？但细细一算，你就会发现等搬到新家，手里能剩十来万就不错了。如果再按新出台的政策，把养老保险一交，手里压根儿就没钱了。那时候没有了田地，再没有工作，可该咋生活呢？”丈八街办郁家庄村的阎卫国今年刚满30岁，自从村里的地被征了后，他就开始琢磨怎样“再就业”，“农民失去土地就是下岗，怎样再就业是个大问题。”

　　阎卫国有个四口之家，大女儿上小学，小女儿才两岁。他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家里每人可得6.8万元的征地款，但由于分两批支付，目前每人只领取了3.8万元。从2002年12月征地算起，快3年过去了还没有安置。原来孩子上学的小学被拆了，阎卫国每天要开摩托车到外村去接送孩子，8点送、11点接、下午2点再送去，4点接回家，一天啥都干不成。小女儿则完全由妻子负责。这样一来，四口之家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而生活费（包括买菜、换煤气这些以往农民家里很少会花的钱）、书费、年节亲戚往来需要的花费、电话费等等，算下来平均每个月花销近千元。安置房盖好了，还需要再交7万多元，才能搬进360平方米的房子。新房子总得装修吧，简单地刷个墙、安个灯、铺个地砖，那么大的地方不也得两三万。如果转了居民，还有转了居民后的各种费用……分的那点儿钱，很快就没了。那时，真是除了一套新房子，一无所有。

　　郁家庄村是一个典型的纯农业村，原有土地783亩，全村530多人，人均占地一亩二分九。由于地理位置较为偏僻，未征地前，村民主要靠种地谋生，没有房租收入。据村支书余建省介绍，2002年底征地后，村子里大部分人都没有采用货币安置的方式，如果按一户四口人算，每家的土地补偿费加上过渡费和奖励，也就是二三十万元，买安置房基本上要再贴7万左右。这样一来，如果将来没有正当职业，住进去3至5年还过得去，以后连正常生活都会成问题。

　　就业难题

　　改革开放之初，郁家庄村曾是有名的粉丝专业村，虽然后来衰落了，但应该说村里人有一些经济头脑。因此，对将来的日子，村民们也有着各自的打算。

　　“手里有了一笔钱，胡吃海喝的人有，旁边村子就有赌博把钱花光的，但大部分人想的还是投资、就业，想的还是以后的生活。”左军科今年43岁了，为了长久生计，他拿出了全家人的征地补偿金14.8万元，又贷了9万多，加上借来的几万块钱，投入了27.1万买了一辆新富康跑出租。自己开白班，再雇人开夜班，一年下来，挣的居然还保不住运营成本。加上今年开车又出了事，左军科的亏空就更多了，“投资没盈利，反倒欠了一屁股债，还不如那些啥都没干，留着钱慢慢花的人。”

　　几位村民你一言我一语地告诉记者，刚拿到征地款，村里就买了11辆出租车，现在经营的都不好，如果卖的话要赔五六万呢，谁都舍不得。“怎么都想着去搞出租车呢？”面对记者的提问，村民们说：主要是没人引导究竟该咋投资，咱就只能靠自己盲目投资呗。刚征完地那会儿，天天有人背着包来搞宣传，找村民投资搞什么山川秀美林业、山庄、办厂……“这应该算是民间集资吧，村里几十家子都参加了。分红是高，但是没保障，万一这些企业跑了，几万块钱还不是白白打了水漂。要是政府的服务跟不上，农民现在手里这俩钱胡折腾两下就完了。”

　　也有不少村民开始找工作。开三轮摩托车的有，在别人的店里头给人打工的也有，但大部分人还是闲在家里。“农民本身就是下苦的，嫌苦嫌累的毕竟是少数。我就想着赶快把安置咱的社区盖好，到时候跟前幼儿园、小学都有，咱做家长的也就放心了。我也是有手艺的，给饭馆打打工应该没问题。”阎卫国说。

　　“农民要谋个职业确实不容易，特别是35岁以上的人就业很难。村里和高新区的人才市场经常联系，提供招聘会信息，但每次招人都要35岁以下的，咱村里35岁以上的占劳动力的60％左右。而且即使要人，也主要干些劳动强度大的活儿，技工方面的少，人家嫌农民文化素质低，劳动技能差。”余建省说。“将来安置区建成了，有9个村子2万多人，要是发展起来以后，外来人口多了，村民的房看能不能招租，这样的话基本上就能维持生活了。在安置区旁还有给村里留的生活依托地，算下来也有30多亩，可以村里自己开发，也可以跟其他单位共同开发，村委会想着建商业网点，有了集体经济也能给村民有些分红。”指望着还没有盖成的房子带来的房租养家糊口，是不少村民的想法。但他们也担忧着，比现在更加偏僻的地理位置，在大片的居民区内，究竟有没有房客。

　　转型困境

　　征地拆迁后的农民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与土地紧密相连的心态失去了依托。“以前不管咋说，有一块儿地，种个菜，种点粮，起码自家的生活不成问题。现在是啥都要花钱，又没有来钱的路子。”最后一个依靠没有了，生活方式必须彻底改变，不少村民对此都很不适应。记者注意到，在谈到未来的生活来源时，他们大都渴望着有一份收入虽然不多但却稳定的工作，其实这也是对土地依赖心态的体现。余建省告诉记者，也正是这种想法，使得就业的道路在村民面前窄了很多。

　　村子已经被拆掉了一半，另一半住着全村的人等待安置。不少人家都敞着门，村民们有的聚集在一起闲聊，有的在打牌，整个村庄一片萧条没落。村中一面墙上有高新区刚刚贴出的两张公告，一个是就业培训，培训调酒师、电焊工、空调安装技工等，培训时间半个月到四个月不等，费用数百元。一个是招工信息，高新区要招聘清洁工，年龄在50岁以下。附近的树阴下围坐了五六个男人，年龄看上去都在三四十岁，有人发牢骚说：“就业、就业，倒是能干啥嘛。”愿意去当清洁工的，大都是超过50岁的老年人，不少年轻人不愿去扫马路。而面对那些培训信息，村民们对未来的就业充满疑虑，“说是就业率在80％以上，谁知道是真是假，谁会给你安排呢？”整个社会就业困难的现状和自身的这种心态，让不少村民日复一日地呆在家里。

　　朱晓婷做过村里的民办教师，自己也种过地摆过摊打过馍，在征地之后她也曾经迷茫过，到底该找什么样的工作，她也不知道，只是想，哪怕做清洁工，只要有活儿干咱就不嫌。快50岁的她无意中接触到保险行业，人人都说跑保险难，但她还是决定试一试。农村人的诚实厚道、吃苦耐劳成了她的优势，没有门路联络大客户，她就不论严寒酷暑，认真跑每一笔小业务，居然也在保险公司成了一名相当优秀的业务员，赢得了同事的敬重。“等和靠又有啥用呢？既然一定要变，自己的生活还是要靠自己。”她说。记者朱玲实习生殷普康

失地农民 徘徊在就业路上(图)

失地农民徘徊在就业路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