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慷慨士南粤父母官一腔报国志半生广州情

　　6月20日广东省、广州市老领导焦林义去世，追悼会明日举行

　　燕赵慷慨士南粤父母官一腔报国志半生广州情

　　记录生命　告别

　　陶铸曾亲自挽留他；李长春为他手书“人民公仆”四个大字；广州一位普通职工直呼他“老头子”

　　逝者：焦林义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原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焦林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6月20日23时55分在广州逝世，享年85岁。

　　焦林义1920年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193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曾任河北涞水县委组织部长、代理县委书记、平西地委宣传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来广东工作。曾任粤东区党委第一书记。1956年4月，任广州市委常委兼副市长。1966年代理广州市委第一书记。1975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79年调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85年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8年调任广东省顾委第一副主任。1992年离休。是中共十大、十一大、十二大中央委员。

　　焦林义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05年6月29日上午10时在广州殡仪馆白云厅举行。

　　长相忆十数载春风耳濡目染传我一生道理兼爱我

　　最不堪一朝悲苦雨关山难越孙女万里遥拜哭祖父

　　——远在悉尼的孙女文英发来的挽联

　　71岁的张天榜从黄石路的工厂宿舍出发，坐车辗转一个多小时，来到省委大院，然后轻车熟路地直奔一幢四层小楼。在楼上的灵堂内，二话不说，连磕六个响头。灵堂正中的遗像上，是一位面容清癯的老人，面带平和恬淡的笑容。遗像下方摆满了花篮，其中一个写着“焦林义同志千古”，落款是“剑英后人”。

　　一位古稀平民为何如此动容叩首？逝者何以赢得“剑英后人”的如此尊重？焦林义，对50岁以上的广州人来说，是一个熟悉又亲切的名字。他的身影曾经鲜活地渗透在公众日常生活之中。本月20日，他走完了85年的人生历程。

　　【抗战】

　　亲手缴敌两把手枪

　　对焦林义的鲜活追忆从1937年开始。卢沟桥事变马上要爆发了，紧邻北平的燕赵大地弥漫着战争前夜的气息。

　　平山县王岸乡18岁的农家姑娘郝崇瑞出嫁在即，新郎是十里外下三家店村的焦林义。

　　“是婶子说的媒，没见过面，只知道比我还小一岁，是平山师范的学生”，郝崇瑞躺在病床上，目光似乎有些迟滞。她没有读过书，对未来生活的理解“就是过日子嘛”。对丈夫的第一印象是“(个子)小小的，长得还不错”。

　　17岁的新郎倌结婚后显得很忙，“扛着枪在各个村里跑来跑去”，有时一出去就是几个月。郝崇瑞不清楚丈夫究竟在忙什么，也没有过问。那时，除了家务，她每天忙得最多的是做军鞋，“在家里堆成了垛”。直到有一天，在成垛的军鞋前，丈夫问她：“愿不愿意加入支部(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织布”谐音)？”“我说，我可想织布了，可是爷爷没让我上机”，回忆起这番对话，86岁的郝崇瑞忍不住笑出声来。

　　很快，郝崇瑞知道了共产党，知道了丈夫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明白了自己每天做的军鞋都运到了何方。3年后，她也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了夫妻携手、走南闯北的漫长岁月。

　　1941年，年仅21岁的焦林义任中共河北省涞水县委组织部长，后又代理该县县委书记。

　　“那时的县委书记不好当”，郝崇瑞回忆，焦林义经常冲到抗战第一线，冒着碉堡密集的扫射，向敌伪喊话，将宣传画散发到伪乡公所大门口，贴到敌炮楼外墙和电线杆上。有一次，焦林义亲手缴获了两把左轮手枪。这两把枪直到建国后来到广东时，他还带在身上。

　　解放战争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但是儿子生下十多天后，就送到了一个老乡家里。此后，直到1956年，9岁的儿子才来广州与家人团聚。

　　【南下】

　　意气风发粤东当政

　　1947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提出一靠南下大军，二靠南下干部。河北平西地委抽调300多名干部随军南下，时任平西地委宣传部长的焦林义被任命为南下大队长兼党委书记。夫妻二人，一匹马，俩箩筐，箩筐一个装行李，一个装尚在襁褓中的女儿淑平，过河南，下湖北。1951年，和王延春(建国后曾任湖北省委书记)等人被中央调派粤东工作。在南粤大地上，焦林义一干就是28个春秋。

　　当时，焦林义仅三十出头，“但是做事沉稳认真，为人又随和谦虚。”

　　1955年，王延春北调，焦林义接任粤东区委书记。他在任期内制定了一个当时相当有气魄的方案：兴修北关引韩(江)灌溉、安揭引韩灌溉和韩江下游梅溪右岸的排水工程。三个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惠及潮安、揭阳、澄海等地16.7万亩农田、20万农民。随后，他又到潮安亲自蹲点，在全国率先创出了潮安、澄海两个双季水稻亩产千斤县和潮阳一个粮食亩产千斤县(当时全国水稻亩产水平都只在四五百斤左右)。在地方领导中，开始崭露头角。

　　在粤东的这几年，焦林义极其繁忙，几乎没有休息日。不过，这种日子是紧张而愉快的。王延春的夫人、当时在粤东区委组织部工作的刘云说，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王、焦二人不仅工作上配合好，生活上也很相投。两人有个共同爱好：京剧，焦林义南下时还带了一把京胡。晚上稍有空闲，大家一起纳凉时，王延春京胡一拉，焦林义开口便唱，围观众人或大声喝彩，或笑成一团。

　　【留穗】

　　陶铸夫人替夫选将

　　1956年初，焦林义接到调令，要求他到中央某部委工作。启程赴京途中，在广州的一次晚餐改变了焦林义的命运。

　　据夫人郝崇瑞回忆，怀揣赴京调令的焦林义在广州接到了陶铸夫人曾志的电话。曾志时任广州市委工业部部长，说要为焦林义接风。吃饭时，曾志与焦林义聊到城市工业和基础建设，发现焦说得非常到位。那时广州正急用人，尤其需要跨时代的年轻人。曾志遂向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推荐了焦林义。

　　焦林义当时的司机兼警卫员胡鸣说，事后，曾志又打电话过来，称陶铸要见焦林义。据说，陶铸曾对焦林义说，广州要逐步由消费城市改变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城市，“这么大的城市不搞工业只搞商业怎么成？”因此，希望他能留下来搞工业。

　　焦林义就此留下，出任广州市委常委、广州市副市长、广州市第一任建委主任。当时尚不满36岁。

　　【建功】

　　十年激情抛洒工业

　　焦林义曾回忆说：“我这(广东)28年，尽是遇见好领导，在粤东，在叶剑英这位足智多谋的领导手下；在广州，又碰上了陶铸这位勇于开拓的好领导”。

　　1956年起，焦林义开始了政治生命中最为激情饱满的十年。

　　走马上任后，焦林义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建广州市第二棉纺厂、麻纺厂、罐头厂、玻璃厂、糖厂和化工厂，开发从化温泉；发展南石头、赤岗、员村、鹤洞、黄埔等工业区；这些大都成为广州经济发展史上的基础工程。

　　对广州钢铁厂焦林义倾注的心血可谓最多。据他当时的司机兼警卫员胡鸣介绍，焦林义很少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而是亲赴现场选址察看，后来甚至住在了厂里，而且，一住就是两年多，直到广钢真正建成投产。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此时的焦林义意气风发，表现出超人的精力。“每晚都工作到12点以后，几乎没有周末”。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丧失对生活细节的享受。在焦家的影集中，有两幅昙花盛开的照片。夫人郝崇瑞说，“有一次又是深夜回来，不知怎么来了兴致，不愿睡觉，拿出相机，一直等到家里的两株昙花开了，拍下那一瞬。”

　　而同时，焦林义又依然是低调平和的。他常常步行上班，从小北路到越秀北，很多路人都和他打招呼，直到引发司机和警卫员的“强烈抗议”。

　　他以同样的姿态要求家人。“我那时从来不觉得作市委书记的儿子有什么特殊之处”，小儿子焦新平指着一张照片说，这是上世纪60年代父亲抓拍的，照片上他和二哥正抱着篮球笑。哥哥裤腿上赫然两块巨大的补丁，而他的鞋子则露着脚指头。

　　【沉浮】

　　洞箫声诉《满江红》

　　工作中，焦林义是个不大爱多说话的人。

　　“那时人称‘焦(林义)梁(湘)’，但我一直说，梁湘是个开拓牛，有闯劲。焦林义是稳中有闯。抓工业，也不丢农业；哪怕大跃进时，他也没提过亩产多少万斤的说法。人事关系处得也好，不暴躁。不管风吹多大，还是稳。”这是曾任广州市委副秘书长、广州市政府办公厅主任的李建国老人对焦林义的评价。

　　焦林义当时的秘书叶锡培也表示，当时的市委班子也不可避免地有矛盾，但是焦林义很少过问，更不介入，偶尔受点委屈也不发牢骚。

　　1963年，焦林义任广州市委常务书记，1965年任市委第二书记，1966年任市委第一书记。此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迅疾席卷了广州。

　　夫人郝崇瑞说：“造反派开始不断地抄家，揪他出去游街，从东山游到越秀北。然后又不知关到什么地方。”郝崇瑞只好拖儿带女地到处寻找。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多，焦林义重新出来工作。对于他为何能如此迅速地复出，身边的工作人员分析说，一来批来斗去，始终抓不到任何问题；二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须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人出来工作。而焦林义是最合适的人选。1968年，焦林义任广州市革委会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

　　虽然复出，焦林义的工作状态不复紧张愉快。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同时要夹在几派之中，最大的问题还是对形势的无法理解。在小儿子焦新平抓拍的一张照片上，焦林义拿起了多年不碰的金胡，不知拉何曲目，眼神似喜还悲。在更多业余时间里，他爱吹的是洞箫。女儿焦淑平说，父亲吹得最多的是《满江红》，而且只有开头几句。

　　儿子焦新平说，晚年常有人要父亲写回忆录，但老人一一拒绝，并且坦诚地说：“我做过不少违心的事！”

　　【人缘】

　　拍板接收三万“黑户”

　　突如其来的“文革”风暴让很多人晕头转向。眼看着厂里南征北战的老领导统统被打倒，当时在广州市冶金公司搞通信的张天榜感到实在难以理解。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就叫了几个同道，直接去找焦林义，要他做出解释。

　　焦林义很坦率地告诉他们，有些事情他也不理解，但是要相信党，还是要按照指示来。临走时，还送了他一套《毛泽东选集》。

　　此后，张天榜成了焦家的常客。不仅聊天，还常被留下来吃饭。

　　而真正让张天榜铭记一生的，是焦林义对其全家的“救命之恩”。张的妻子是从内地带来的，没有广州户口。随着孩子的出生，一家人每天都在饥饿中挣扎。另外一个同事也面对与他同样的问题。两人合计后决定去找焦林义。焦林义想法将他们两对夫妻都调到同属冶金系统的从化一个军工材料厂去。

　　但是，几年后孩子渐大，两人想把家人户口调回广州以利于孩子读书。只好再找焦林义。问题再次迎刃而解。但是，更大的大麻烦随之而来。当时，像他们俩这样家属没户口的人家广州有三万户。口子一开，所有的人都要求解决。怎么办？焦林义也很棘手，但他最终决定统统接收。这在广州市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焦林义因此而面临很大的压力，以后的工作甚至因此而受到影响。

　　张天榜说他们这帮“穷朋友”私底下都习惯称焦林义“老头子”，说得多了，当面也直呼“老头子”，焦林义一点都不介意。“我一个普通百姓，他那么大一个官，不仅救我全家，还拿我当朋友。在他灵前别说磕六个头，就是磕一百个头也不能表达我的敬意啊！”

　　【赴湘】

　　轻装简从北上湖南

　　文革结束，动荡的中国走上正轨。对焦林义来说，他的政治生命又遭遇了一次转折。当时有人质疑，为何焦林义能在文革中第一个复出？为何林彪选择在广州另立中央？为何江青喜欢南下？虽然后来有中央领导肯定了焦在文革中的忍辱负重，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焦林义面对的是离开。

　　“在这片土地上耕耘了28年，终于改革开放，要大施拳脚的时候突然离开”，女儿焦淑平回忆说，她能感觉到当年父亲离开广州时的委屈。1979年12月，已近花甲之年的他调离广东省委常务书记的位子，带着妻子、女儿和一个司机，轻装简从，北上湖南。任分管文教的省委书记。

　　说起焦林义的湖南八年，曾任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和省人大副主任的黄道奇的评价是“很不容易”，因为“他就一个人，没有势力”。当年的湖南还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守旧思想非常严重，人事关系也比较复杂。在面对重重阻力的情况下，焦林义还是努力把工作搞好，试图把广东的先进经验带过去。

　　据焦林义在湖南时的秘书刘京介绍，焦林义履职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在湖南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抓了一大批典型，为很多文革中受尽迫害的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和职务。其中，为了株洲一位名叫谷新珊的工程师，他曾经多次前往株洲，做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最终为谷新珊恢复了名誉和工作。而这位工程师后来成为了湖南省的劳动厅厅长。此事在湖南影响很大。至今，焦林义都在湖南知识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声誉。

　　【晚年】

　　伉俪情深深几许

　　1988年，从湖南省人大退下的焦林义主动要求回到广东。儿子焦新平说，在从湖南回到广州珠岛宾馆的临时住所时，父亲长舒一口气：“终于到家了！”焦林义最终选择在广州度过他的最后岁月。

　　退下来的焦林义没有完全闲下来，而是担任了包括广州集体经济研究会名誉会长在内的很多社会职务。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黄埔小汽车公司的归属之争、广钢集团下属的金业公司去留问题，都是因为焦林义的亲自过问而得以解决的。2001年，《焦林义画册》出版时，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欣然挥笔题下了“人民公仆”四个大字。

　　焦林义一生性情温和、平易近人。晚年时常常和家里的保姆一起打麻将。而他和夫人郝崇瑞之间相濡以沫、信守一生的爱情也常为人称道。“建国后的南下干部中，重新建立家庭的非常普遍，但焦林义没有。”李建国老人说着竖起大拇指。

　　早年由于工作问题，焦林义总觉得对老伴照顾不够，在晚年岁月里，两位老人常常一起散步，形影不离。

　　在焦林义病重期间，包括张德江在内的很多省市领导都亲自到医院去探望过他。而焦林义总是为此感到很不安。据老人的最后一任秘书谢国清说，在最后的昏迷期内，有一次老人突然叫他：“小谢，小麦熟了，秋收不能耽误，我身体不好，你帮我向德江同志请个假！”

　　正是入夏，何言秋收？地处广州，又何来小麦？显然，八十多年的漫长岁月在老人的脑海里发生了时空错乱。我们无法知道他当时究竟想到了人生中的哪个片断。但或许可以说，一位全身衰竭的老人，在用对使命和责任的思考迎接死亡的来临。

　　A36－37版

　　采写：本报记者　王海军

　　(本报记者田霜月对此文有贡献)

　　图：

　　1945年在河北平西抗日根据地。

　　1946年与夫人郝崇瑞在河北宛平抗日根据地。

　　焦林义在抗日战争中缴获日军的两支枪和弹药。

　　1978年，叶剑英、邓小平在许世友、韦国清、焦林义(右一)陪同下检阅广州部队指战员。

　　广州市市长、副市长合影(1960年12月16日)前排左起：张瑞权、李朗如、梁湘、曾生、焦林义、钟明；后排左起：杜贞祥、罗培源、孙乐谊、林西、李广祥、杨毅。

　　与夫人郝崇瑞喜喝交杯酒。

　　焦林义的灵堂上摆放着“剑英后人”送的花束。本报记者　李向新摄

　　2001年，《焦林义画册》出版时，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欣然挥笔题下了“人民公仆”四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