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斌系列报道：白 杨 魂 （三）

　　郭斌的工作日记，停止在2004年10日13日。

　　上面记载着：团党委安排“第一批灾民的烤火费要发下去，每户350元，生活费每户117元。”

　　“老郭这个人，很少想到自己。”薛万金深有感触。

　　2000年4月6日，薛万金履任一八六团党委常委、武装部部长。上任后的第二天，郭斌便带他到连队走访，熟悉情况。中午，郭斌热情地拽他去家里吃顿便饭。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一个县团级领导干部的家：两间半低矮潮湿的土坯房子不到60平米，窗户窄小，光线暗淡，有几件老式家具，斑驳落漆，现代化的家电就是一台29英寸彩电，放在那里很不协调。”薛万金说，“老郭说，大彩电是给大女儿准备的嫁妆。”

　　“1991年以前，家里没有电视，看电视要到邻居家去，父亲还经常不许我们去。后来家里才买了一台18英寸长虹彩电。”只要一说起郭斌，大女儿郭玉梅眼中的泪便止不住。

　　一付扁担和几只旧白铁皮桶倚在郭玉梅家院子里东墙角下。

　　“第一次见老郭的爱人，扎着个围裙，提着个冒热气的猪食桶，嫂子告诉我家中喂了三头猪，我不信，拉老郭去看猪圈，果真有三条快出栏的肥猪。”薛万金指给我们看那只保存依旧的猪食桶，“老郭见我一副迷惘的样子，忙解释说，自家养的猪好吃，是绿色食品。”

　　“那几年，多的时候家里养了5头猪，40多只鸡。收下的鸡蛋凑够2桶，妈妈便挑到团里的招待所，换一点钱。现在，刚过点好日子，爸爸就走了。”郭玉梅强忍着泪。

　　郭斌的妻子李正玉1981年来到一八六团，那时郭斌还在一八六团沙尔梁水库工地任民工队队长。1992年，一八六团准备招收一批新职工，李正玉也在其列。

　　一切手续已经办妥。泛黄的油印劳动合同左侧盖着一八六团鲜红的大印，右侧用人单位一栏有时任一连连长郭斌的大印，还有新录用职工李正玉的签名。13年前签订的这份劳动合同至今仍保留在农十师社保中心，但李正玉最终还是与这份难得的工作擦肩难过。

　　“当时，团里讨论过了，合同也订了，师里劳动局也批了，我印象很深，是郭斌主动让出来的。”一八六团原政委郑兆亮证实，“名额太少，争的人多，这件事当时让我十分感动。”

　　于是，李正玉至今的身份仍是“家属”。

　　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在家里不但要操持家务，还要养猪、养鸡，种些蔬菜，以弥补家用。那时郭斌的二个女儿还在上学。1998年，郭斌又将自己的父母从四川老家接至一八六团。老父亲双目失明，老母亲体弱多病。

　　“那几年的日子好难。我哥让母亲到外面拣些废纸，卖些钱。我好不愿意，我哥哥说，有啥子丢人的，那是拣，不是偷。纸壳也拣了，卫生也有了。有时候，他碰见了，还帮母亲背回来。”郭斌的弟弟郭炳红1992年来一八六团，目前是安达公司货场主任。

　　“这个工作是哥哥走后组织上安排的，我哥在的时候，他副团长的好处我们一点也没享受上。”说到此，郭炳红还有点小小的怨气。

　　郭炳红最初在连队种地，1年后当上了机务工，5年后在一八六团车队承包了一辆半新不旧的东风卡车，开始跑运输，3年后一算账，整整倒挂了1.2万元。

　　“拉粮运费低，没人去，但我哥管着，我能不去？”郭炳红苦笑着说。

　　一八六团供销科准备减免部分承包司机的挂账，郭炳红也在其列。名单报到郭斌处，他将郭炳红一笔划去。

　　“从工资里扣。”他特地向供销科科长冯光军交待。

　　“冯科长都同意了。”郭炳红满脸委曲。

　　“别个可以减，你是我弟弟，减不得，要不，我的工作不好做。”郭斌一点也不让。

　　郭炳红当时一年的收入只有6000元，那笔倒挂账整整扣了3年，他平时每月只领100元生活费。类似的事不久又发生了。

　　2003年，郭炳红居住的一连开始危旧房改造，基建科为他们家核定的拆迁补偿是每平方米80元，这是一八六团拆迁补偿的最低标准，但是，郭炳红估计，他的老房子肯定不只这个价。

　　郭斌办公室的门开着，郭炳红想，这回我不找郭副团长，我去找基建科科长。基建科的办公室与郭斌的办公室隔门相望。

　　“王科长，和别人家比我有点亏。”郭炳红故意提高了嗓门。

　　当时，办公室还有几位职工为了补偿的事正在与王科长“讨说法”。王科长翻开一个本本，翻到郭炳红时，上面写着每平方米补偿80元，那几位职工凑上来看，看罢，没人再和王科长“讨说法”了。

　　郭斌虎着脸进来了，“回家去，回家再说，在这里闹啥子。”

　　但是，郭炳红最终还是理解了哥哥。郭炳红刚来一八六团时，郭斌花10元钱在市场上买了个挂钟，没有生产厂家，是那种“三无”产品。这只钟至今仍在郭炳红的新居里走着，挂钟的装饰摆锤已经脱落。

　　当时，郭炳红有些不解，“送这个干啥？”

　　“你在老家懒散惯了，到兵团来，它有时间性。”这番话，郭炳红至今仍然记得。

　　郭斌的妹妹郭玉芬2000年也来到了一八六团。

　　来之前，她听别人说，在兵团，副团长是一个好大的官，和内地的副县长一样。她的哥哥就是这样一个“大官”。

　　“哥，给我找个工作。”郭玉芬见到哥哥时，兴冲冲地。

　　“到货场去干，做个装卸工。”郭斌考虑了半天，“人家能干，你也干得好。”

　　憋着一肚子气，郭玉芬成为安达物流公司3号货场的一名临时工。

　　2004年，郭玉芬搭哥哥的车去北屯看病，恰巧碰见了一八六团团长周风山。

　　“这是谁？”周风山问。

　　“是我妹妹。”

　　“我怎么不知道你有个妹妹在团里？”

　　“她4年前就来了。”郭斌如实回答。

　　“我过新疆来时，还是我哥叫我来的，现在连户口都没落上。说实话，我在老家都没吃过这个苦。”郭玉芬心中的委曲，至今仍未消除。

　　2003年3月，一八六团基层财会人员接到通知，所有人员一律就地下岗，然后通过考试竞聘上岗。在团服务中心国门宾馆工作的郭玉梅亦在其列。

　　考试成绩出来后，郭玉梅名列第三。

　　团党委在研究人员去向时，考虑将郭玉梅安排在团机关核算中心。“没必要，这样影响不好，放在近一点的单位就行。”郭斌坚决地说。

　　这样，郭玉梅仍然留在了国门宾馆。

　　郭斌的小女儿郭雪梅2000年7月取得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毕业证，毕业后便从北屯回到了一八六团。女儿待业在家，郭斌急在心里，却不敢言之于表。

　　一次，农十师政委刘向松到一八六团检查工作。工作之余，郭斌瞅了个空子找到刘向松，还没有开口，脸已经憋得通红。

　　“有什么事说吧。”在刘向松的印象里，郭斌从没有向今天这样吞吞吐吐。

　　平常说话幽默、风趣的郭斌，说了半天还没有说到正题。但刘向松已经听明白了。郭斌的小女儿待业在家，想在一八六团国门学校找份代课教师的工作。

　　“行，这个事包在我身上。”刘向松想，这算一个什么样的请求啊。

　　回到北屯，刘向松马上给农十师教委的负责同志打电话。

　　“政委，这样的情况很多。”教委的负责人有些为难。

　　“象郭斌这样的多吗？人家在边境团场工作，人家女儿只是想当代课教师，又不是调到你北屯中学，调到师机关，有谁要比，就让他到一八六团去。”刘向松十分激动。

　　郭雪梅到国门学校上班的第一天，全家人都十分高兴。尤其是郭斌，他对女儿说，板书一定要写好，千万不要误人子弟。

　　没过多久，郭雪梅参加了农十师教师招聘考试，被录取为正式教师后，她仍然留在了一八六团国门学校。

　　在这个远离都市的边境团场，提起“国门”二字，每个人的脸上都透出一份自豪。所有的人都会自豪地告诉你，“我们是全兵团离国门最近的团场。”

　　此时，岁月的艰辛在他们脸上提前刻出的年轮仿佛重新焕发出青春，就象那一棵棵陪伴他们戍守边关的白杨树，在风沙退去后显示出的坚韧。:（责任编辑：高毅写信）（来源：天山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