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的案例研究”课题组的调查表明，中国的教育差距在不断拉大，而不适当的政策偏好是差距拉大的主因。在这些政策中影响最广泛、最深刻的是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形成的城乡区别对待的教育政策，或者可以称为城市偏向的教育政策（据6月28日《成都日报》）。而如此教育偏差，已构成社会和谐的潜在威胁，故制定完善的公共教育政策实乃当务之急。
缩小城乡及地区间教育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无法绕行的一块“路障”。因为“橄榄型”之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标志，而中国教育差距的本质，既是地区差异的写照，更乃城乡差距的缩影，其引发的“教育贫困”将直接影响到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从而制约并延缓了农业的过剩劳动力向社会中间阶层的自然转移过程。“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的案例研究”课题组通过调查发现，如今农村初中学校辍学现象严重，辍学率参差不齐，差异性较大，最高的为74．37％，平均辍学率约为43％，大大超过了“普九”关于把农村初中辍学率控制在3％以内的要求和警戒底限。如此“畸高”的农村辍学率，使农民子弟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大大降低，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收入水平低下，更使得引发社会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
教育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其配置的不当或不公，是影响中国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成长的重要因素。由于长期的政策偏差，使得农村教育成为农民自办教育的代名词，而城市教育才是真正的“国办”教育，这也是农村教育长期处于“教育洼地”的原因所在。作为13亿人口的基础教育，农村占据了绝对的“生源基数”，故农村教育上不去，势必影响到国民文化素质的整体提高，同时使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机会不平等状况愈发严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缩小教育差距实乃缩小地区差距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在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上升时期，其投入的教育总费用超过了国民总产值的10%，从而拥有了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这也成为其经济长期处于景气和颠峰的重要因素。此外，教育还是显著提高人们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这点对广大农村或农民显得就更为重要。
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而言，新社会中间层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活力之源，而这个新中间层的形成，则主要得益于现代教育的充分普及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中国社会现代阶层结构的形成，却不能仅仅依赖其自发的演化，更需要借助国家这只“有形的手”的调控和介入，因为单凭市场经济之“无形的手”，是难以催生出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因此，面对严峻的教育偏差，国家需要重塑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的导向，以构造一个较为完整完善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体系，从而为塑造一个较为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提供社会制度及政策保障，以彻底消除因教育偏差而给社会和谐埋藏下的种种潜在威胁！(稿源：红网)(作者：周士君)(编辑：潇湘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