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要学会“以本土解释本土”

　　近期因为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国学研究院一事，再次引来关于“国学”和“传统”的争论，对文化保守主义持反对意见的论者，在论证国学、传统和本土化已不相宜于当下中国人生活这一问题时，所持的一种看法是，本土知识更多乃是一种“软”知识，根本无助于现时的中国实践，相比之下，来自西方的“硬”知识，才能更有效解决中国问题。

　　源于中国自身历史进程、经由文明传统这一形式保存下来的知识体系，是不是都属于“软”知识，这一问题暂且存而不论。我们似乎也可以赞同批评者们的主张，那就是没有必要特意区分出所谓“中国知识”与“外来知识”。事实上无论中国、西方还是其他地理区域，在其处理内外关系———大一点说，是在文明构成上，因为人类所面临的生存世界的相似，而在许多方面的确存在着大量共同性。也就是说，知识无论中外东西，其实都有其共通和普遍的一面，因此，任何国家和民族，在对待外来知识时，都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又应该承认，在人类生活的不同空间，不同国家、民族或说生存群体，在其生活历程中，所要处理的问题和生存经历，在许多方面又是有着不同和差异的，也因为这些殊异处的存在，才使近几千年来的人类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体系。我们并不能说，这些殊异处在今天已经完全消失，那么，面对生存世界的不同矛盾和问题，当然又需要采用植根于特定空间的特定知识思想，来对它们作出处理。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关于中国崛起必将引发世界冲突的论调，在一些国家一直未曾停息。就在最近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论坛上，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再次宣称中国扩军将威胁亚太安全。应当说这样的话出自一位美国安全人员之口，及“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时有所闻，并不值得奇怪。抛开政治权谋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仅从知识的角度看，德日等国在崛起过程中引发世界战争的现代经历，早已使现代西方国际政治学形成一种固癖之见，那就是一国崛起必将冲击原有世界秩序，在此过程中免不了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中国崛起到底会不会对别国形成“威胁”？如果陷在单纯的西方视角、对国家崛起与世界秩序只作这样一种知识进路的解释，那恐怕连身在中国的人们，也难以对中国崛起作乐观考虑。可是如果换个角度，从中国与东亚世界的交往历史来观察，所见就又可能大为不同。

　　从历史传统来看，欧洲与东亚作为两个“历史性国际体系”，其内部构造特别是国际关系，表现形态是大相径庭的。显著的差别是：欧洲近代以来一直多个大国林立，而东亚世界长期都是中国处于至尊地位。这决定了欧洲与东亚世界，处理国际关系的制度架构、通行惯例与思想理念，各有其特色与传统。也因为在东亚历史上，中国曾有多次王朝崩溃而又重新“崛起”的经历，且在此过程中并没有像欧洲大国那样习惯于对周围国家动辄进行赤裸裸的侵略吞并，东亚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感受，事实上就比本区域外的国家乐观得多。新加坡的李光耀、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印度前国防部长费尔南得斯，近些年来因此都积极为“中国威胁论”辟谣纠偏。

　　在中国崛起问题上东亚世界与美国的态度分别，很大一个原因不能不归究于相异的知识传统。这当然也在提醒中国那些研究与实践国际政治的人，要有力回应“中国威胁论”，就必须深入中国与东亚世界的交往经历与文明脉络，从中寻求解释路径，同时破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处理东亚世界问题时的有效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不言而喻有着普遍性的要素，它是跨越人类不同生存空间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有着自身的限度，更大程度上只是对西方世界历史经历与经验的总结，而并没有关照到东亚世界的独特历史传统。从东方视角，或者说中国与东亚的本土知识来看，“中国威胁论”就并没有多少道理可言。

　　围绕“中国威胁论”，人们不难发现对同一事物的理解存在不同的知识进路，而且它们对同一事物的解释方式迥然有别。这一个案要求人们警惕任何形式的知识中心论，防止以某一空间内生成的知识体系，完全覆盖另外一些空间内生成的知识体系。所以，在以西方知识解释中国的同时，还要学会“以本土解释本土”。前一个“本土”是历史、文明与知识概念，后一个“本土”是空间概念。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实现了经济发展与文明自新，同时中国与世界重新构筑起一种相对健康正常的关系，特别是与东亚世界之间，在经济层面开始重现向既往历史回归的迹象。中国与东亚世界经济关联度的大幅提高，及政治、文化合作的日益增多，本身就部分是由本区域固有的历史与传统所规范，那么，为谋求中国与东亚世界之间更好的互动，就更需要有意识地发掘本区域内部交往的历史传统，从中开拓出有用资源以古通今。在此情况下，单纯的西方知识及其解释框架，在解释中国与东亚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及指导这一空间范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践方面，无疑会力不从心。

　　作者：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程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