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厦门最大明代古墓群

　　今年4月份，地处同安区凤南农场南山自然村后的明代吕氏古墓群修复完毕，至此，这一古墓群终于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了人们面前。

　　这一古墓群是迄今为止厦门发现的最大古墓群，前后跨越明代100多年，见证了海峡两岸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

　　早报记者卢古质实习记者丰晓飞文／图

　　发现厦门最大古墓群

　　同安区凤南农场南山自然村后的一个小山坡上以前杂草丛生，尽管当地村民也知道在这一山坡上有几座古墓，但由于各方面原因，村民对此并没有太在意。

　　一年多前的一天，同安十二中退休教师、同时也是同安区文物保护员的周进水得知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古墓群后，立即向同安区文管部门做了汇报。接报后，同安区文管部门立即组织人员前往该古墓群考察。

　　“古墓周围杂草丛生，要进入考察都有困难”，同安区文管办负责人洪文章说。

　　进一步考察后他们发现，共有5座古墓分布在这一山坡的一公里范围内。经同安区文管部门考证，这一古墓群为明宣德年间由金门迁移至同安的吕氏始祖墓群。

　　进一步查阅了吕氏族谱的有关记载，同安区文管办的工作人员发现，这5座古墓属于吕氏家族在同安一世到四世先祖的坟墓（其中二世的坟墓有两座），值得一提的是，这5座古墓均为夫妻合葬墓。洪文章认为，这在考古发现中并不多见。

　　事实上，除此之外，这一明代古墓群还是迄今为止厦门发现的最大古墓群。

　　豪华古墓跨越明代100多年

　　洪文章认为，从墓的规模大小及豪华程度上可以发现同安吕氏家族从明初开始到明代中叶100多年间兴盛的状况。

　　在一世和二世的墓碑上都发现了用阳文雕刻法雕成的祥云、红日图案，墓碑的正下方发现雕有盛开的莲花。在三世的墓碑上已经见不到祥云、红日图案了，取代它的是方形的图案，但上面的内容已经看不见了。

　　文物考古爱好者周进水认为，这应该是一方官印，因为在墓区前沿发现有象征考中进士才有的旗杆。虽然年代久远，但是墓碑上的石头雕刻还清晰可辨。在一世、二世墓的墓碑正下方还发现了雕刻得相当精美的白鹤、梅花鹿、乌龟、莲花、竹节等。三世和四世的墓明显比一世、二世的规模大多了，其雕刻的东西也更多了，在四世墓前甚至出现了拜祭亭，墓左右两侧还雕有飞龙。

　　专家们认为，这些墓群前后跨越了明代100多年的时间，从墓碑图案、雕刻工艺和墓的规模中可以窥见明代文化、经济的发展，墓群上的雕刻对研究明代的宗教、文化、经济有相当大的帮助。

　　古墓隐含民间白莲图腾

　　祥云、红日、莲花，这一切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洪文章估计，这应该是一种图腾，该图腾应该和白莲教教义中的崇尚光明有着较大的关系。除此之外，很难说明这个家族本身与白莲教有什么太大的联系。

　　据洪介绍，白莲教源远流长，是一个秘密的宗教结社。南宋初年已出现于江苏昆山。元、明时期有很大发展，分成为很多支派，分别称大乘、混元、收元等名目，成员十分广泛，有农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业主、雇工等，也有一些太监、王府包衣、庄头、绅士、书吏、差役等参加。白莲教传教的方法是，传教者“或充医卜，或充贸易，遍历各村，亲去传徒”，在穷苦的下层群众中招收信徒，并将其组织起来。

　　据白莲教的解释，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叫做明暗“两宗”相互斗争的势力，明就是光明，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最终战胜黑暗。这就是所谓“青阳”、“弘（红）阳”、“白阳”的“三际”。

　　明建国后，白莲教徒起事造反几乎接连不断。清军入关进驻中原后，白莲教徒往往多以民族利益为重，倡言“日月复来”，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从而遭到清廷严刑峻法的禁止。但是，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及乾隆初期的一个世纪内，白莲教的反清复明活动，始终没有间断过。

　　专家指出，同安吕氏墓群的白莲教图腾至少能反映当时的一种社会现状，就如同现代人崇拜某个人或者向往某件事情时一样。

　　见证海峡两岸血缘关系

　　尽管同安吕氏古墓群跨越的年代是明朝，洪文章说，可以考证得出同安吕氏最早来源于唐末，其后人当然包括吕惠卿。

　　据介绍，唐僖宗光启二年（866年），河南光州固始人吕占茂随军入闽，居住在泉州相公巷，后迁徙到晋江，这就是泉州吕氏的开基祖。

　　十一世的吕庭元于宋光宗元年（1190年）迁居金门，并在金门落地生根。由于倭寇入侵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海禁，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十六世吕长顺跟着他的母亲以及弟弟从金门迁移到同安，从此在同安繁衍生息，这也就是同安吕氏的一世祖。

　　吕氏古墓群的发现，更加证明了海峡两岸水乳交融的血缘关系。除了吕氏，事实上海峡两岸历史上还有其他不少家族互迁。

　　据有关资料显示，现在同安、翔安居民中共有216个姓，而金门则有186个姓。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了两地姓氏互迁的现象。如现在同安境内凡“浯江”、“浯浦”、“浯阳”、“金田”、“金丰”等带“浯”或“金”的堂号，其祖先一般都是来自金门。

　　原同安县文化局局长颜立水在接触并研究了一些民间谱牒资料后发现，历史上海峡两岸家族互迁的原因主要有五种。

　　一是避祸。颜立水说，在封建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与之相对的是，如果有人犯了重罪，将会被株连九族。于是，在这个时候，不少人就跑到了金门。

　　二是避乱。中国老百姓都希望“男耕女织天下平，千秋万古无战争”的太平生活。然而由于各个朝代的战事不断，老百姓为了避乱只得迁居金门。颜立水说，这些因兵荒马乱而互迁的事例各种族谱屡见记载，也是当时闽南社会现实的佐证。

　　三是隐居。历史上一些气节高尚的文人，或愤世嫉俗，不肯与当道同流合污，或激于义愤，不愿为异族做事，因而遁入山林或隐居海岛，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金门孤悬海中，这一古时被称为“同安海中山”的地方自然成了文士乐园。

　　四是谋生。颜立水介绍说，金门自朱熹采风岛上，以礼导民之后，学风日盛，文教昌明。历史上不少“金门秀才”到内地设馆授徒，定居繁衍，以这种形式迁移的家族也不少见。

　　最后一种情况是入赘。战乱、饥馑等造成骨肉分离，有的青年男子渡海谋生，来到金门，身单影只，人地生疏，只好入赘求生，生男育女。

　　墓主先祖曾参与王安石变法

　　同安吕氏一世到四世先祖并没有特别的身份，但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吕氏的先祖吕惠卿曾经在王安石变法中扮演重要角色。

　　据介绍，宋仁宗时，同安吕氏八世祖任光禄寺卿，晚年居住在南安，他有10个儿子，其中有8人中了进士，长子吕惠卿曾参与了王安石变法。然而，吕惠卿到底是名臣还是奸佞曾引来争论。

　　关于吕惠卿，全国各大史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们曾经进行过大讨论，最终为北宋福建南安人、被保守的史家定论为“奸佞”的吕惠卿“平反”。

　　专家们认为，吕惠卿是王安石变法时期最活跃、最有建树的人物之一，他锐意变革、坚持不渝、捍卫新法，被当时人称为“护法善神”。

　　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本来应该与王安石一样，作为一代改革家被予以肯定，但由于封建史家的价值取向偏见，竟把他列入《宋史：奸臣传》，千百年来一直蒙受不白之冤。

　　按照相关的记载，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当权，推行变法，极力举荐志同道合的吕惠卿。事关变法，王安石皆与惠卿商量计议，所有建请、章奏都由惠卿起草。但是司马光等人力排新法，变法举步维艰。熙宁二年十一月，吕惠卿利用进讲机会，引经据典当面驳倒司马光的“曹参不变萧何之法、得守成道”的反新法言论。第二年，正是大力推行新法的时候，守旧派借机大加指责，使神宗对新法产生怀疑，发生动摇。王安石也因新法屡遭阻碍，以生病为由留在家里。

　　吕惠卿担心王安石如果去职会使新法无法继续实行，于是义正辞严、据理反驳守旧派任意夸大事实、歪曲诬蔑青苗法的奏章。他还派手下极力挽留王安石，发动支持变法的监司、郡守向朝廷陈说利害，终于让神宗决定继续推行新法，由王安石继续执政。

　　熙宁七年四月，神宗任命惠卿为参知政事。吕惠卿坚持遵行新法，严惩攻击变法的郑侠等人，最终使变法得以继续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