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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院学生如此考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30日03:36 东南早报

  记者林泽贵实习记者丰晓飞文/图(部分翻拍)

  溯源

  书院始于唐兴于宋

  厦门书院多为清代

  书院是唐代末年出现的一种重要教育组织形式,“书院”之名始于唐代。但是,书院作为一种正式教育制度的形成,则是在宋代,并逐步进入极盛时期。到了元朝时,书院已初步具有官学性质,各书院的山长(书院负责人)一律由礼部派人充任。从此,书院被官方所控制,逐渐失去了自由讲学和学术研究的宽泛空间。

  明初书院不大受重视,约在成化年间才开始发展。而清初则又对书院颇加抑制,随后又把书院牢牢控制住,书院的工作重心已转向考课。到光绪末叶,书院改设学堂,书院之名遂废。

  据史料记载,厦门最早的书院是元至正十年(1350年)创建于同安县城的文公书院。此后历朝都有书院创设。根据新编的《厦门市志》的记载,到清朝末年,有名可考的书院共有19所。按时间来分,这19所书院中除了文公书院是在元代设立的外,其余的全部是清朝创建的;如按地理位置来分,岛内的共有7所,其余的书院均分布在岛外的古同安境内(包括今天的同安县城、高浦、马巷和灌口等)。其中,双溪书院、舫山书院、凤山书院、玉屏书院均改为近代学堂。

  据原厦门博物馆馆长龚洁介绍,在厦门的这些古书院中,以文公书院、玉屏书院、紫阳书院和双溪书院四所书院较为著名。不过,很多人都知道这四所书院,但却可能少有人知道,其中只有双溪书院可以选考举人。

  释疑

  双溪书院学生如何考举

  选考举人缘何仅双溪书院一家?

  据龚洁介绍,在厦门有名可考的19家书院中,只有双溪书院一家可以选考举人,这是史料上有记载的。

  那为什么只有双溪书院一家可以选考举人呢?龚洁解释说,书院之间的功能也有区别。一般的书院只是用来读书,如禾山书院、紫阳书院等;而有的书院就可以选考秀才。这跟“现在有的大学可招收硕士生,而有的大学则不能”的道理是一样的。

  龚洁说,双溪书院拥有能够选考举人的资格,应该是省里指定的,龙海也同样有一所书院可以选考举人。据了解,科举选才的程序一般是生员—秀才—举人—贡生—进士。正常来说,考取举人都要统一到省里参加考试。

  科举时代学生是怎么考试的?

  龚洁说,清代的国子监、八旗官学及地方儒学对在校的学生,每月都要进行考试,叫“月课”,一般是每月两次,即每逢朔日(十五、三十)对学院肄业生进行考校,内容为四书、诗、经文等,由司业主持。府州县学考试时,四书外加试策论。考试翌日,还要讲《大清律例》的刑名、钱谷等要旨若干条。

  学生中除了忧患病、游学及有事故者外,不参加月课三次者就得受戒饬,无故终年不参加者黜革,颇为严厉。因此,参加月课的学生都十分认真。

  这种“月课”之典,是书院必须举办的大事。考试之前,“出示晓谕”示例诸生准时齐集学堂,由府尹或道台颁发考题,学生按题作文,不得代考。学院老师亲督课试。试毕,将课卷“封固”,限次日呈缴具教谕或者学政批阅,并写出优劣评语,空出名次,发给膏火(奖金)。嘉庆以后,国子监的月课渐不举行,府州县学继续举行,直到清末废除科举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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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类风格的书院教育模式

  据专家介绍,在我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还有一种与太学(官学)教育风格迥然不同的书院。它们是宋明理学家、心学家以及清代的实学家所创建的精舍和书院,拥有另外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模式:

  第一,培养目标不同。书院的培养目标,首先要求士子学做人,追求学生人格的完善,强调道德与学问并进,而不像官学那样以科举入仕为主要目标。

  第二,自由讲学。每一个学派的大师所主持的书院、精舍,一般就成为这个学派进行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的基地。书院教育自由讲学、注重学术研讨的特点十分明显。

  第三,学生自由择师,不受家庭出身及籍贯等的限制。

  第四,教学以自学、独立研究为主,师生之间注重质疑问难。宋代之后所流行的各家语录,一般就是书院师徒间的问答记录。

  第五,倡导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争鸣与交流。宋代书院倡导并推行“会讲”制度,所谓“会讲”就是一种学术研讨会,在书院所举行的定期会讲中,各派学者云集荟萃,彼此议论学术上的得失。(林泽贵/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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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其他三大特色古书院

  玉屏书院厦门岛内最早的书院

  虽然只有双溪书院的学生才能参加科举考试,但厦门范围内的其他书院并不寂寞。其中,玉屏书院是厦门岛创建最早、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书院,坐落在厦门老城东北角的玉屏山麓。它是由明代的义学改造而成的。

  清康熙二十年(1681)台湾平定后,威略将军吴英驻厦期间,在山麓旧时义学的遗址上创建文昌殿,又有关郎中同时创建朱子亭、学舍,创办书院,但后来渐渐荒废。乾隆十六年(1751),总兵官水师提督倪鸿范、都督李全庵调驻厦岛,与白瀛共同谋划,在今天厦门五中所在地重兴书院,规模颇为宏大。因讲堂后面紧靠山岩,有巨石屹立如刀削,如屏障,书院因山得名“玉屏书院”。道光十五年(1835)巡道官周凯重修拓建玉屏书院,增建御山阁、崇德堂、漱芳斋、芝兰室、三台阁等20多处建筑,作为斋舍及游览处。又劝谕绅商输金助学,选立董事、院长、斋长等,额定束金额;另定生童每月膏火费;又劝捐购买书籍,存贮书院,以备生童披阅,召聘名士名人担任书院主讲。

  因此,玉屏书院名声显扬,四方弟子纷纷入学书院。郭迈、黄寿都是乾隆初进士,任过知县,他们率先应聘主讲玉屏书院。翰林院编修官蓝应元、进士郭龙光紧随其后。莆田郭尚先(翰林编修)、陈池养(知县、知州)、林扬祖(陕甘总督)也先后应召掌教玉屏书院。

  玉屏书院后来改为厦门中学堂,民国年间又名省立第十三中学,1952年原址又成为厦门五中的所在地。后因旧城改造,玉屏书院已全部不存在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遗址,只留下一个名称而已。

  文公书院泉州府最早的官办书院

  文公书院是厦门市所有古书院中资格最老的。它又名大同书院,是泉州府最早的官办书院,坐落在同安大轮山上梵天寺后面。当年朱熹“批襟行吟”的大轮山如今是同安香火旺盛之地。

  元至正十年(1350年),同安县尹、孔子五十三世孙孔公俊首创于县学之东(即今同安城区兴贤育才坊北面),至正十四年和县学一起毁于寇。明洪武二年,在学院旧址重建县学。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在东门内(今制面厂处)重建大同书院。不久,书院被当做府馆(官府的宿舍)。明嘉靖初,为纪念朱熹而将书院迁至梵天寺后面现在的位址,前后历经25年才竣工,此后又称“轮山书院”。隆庆二年(1568年),知县王京增建两旁书舍各7间。以后书院多次改建修葺,1987年作为文物加以重修,题为“紫阳书院”。

  紫阳指的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首仕同安的朱熹在这里留下他兴学育才的足迹。顺着狭小的青石拾级而上,很快就来到书院门前。朱门紧锁,房檐一角挂着一张蜘蛛网,地上放着一小堆干柴,推开虚掩的窗户向内望去,空荡荡的,地上墙上布满灰尘,桌上的花篮已经枯萎。屋内放着发霉的桌椅、腐化的垃圾,还有煤球炉。

  “紫阳过化祠院轩然,轮峰挺秀源流远长”,对联的内容色泽很新,烫金的“紫阳书院”显露出翻修的模样。离书院几米外的一块文物保护石碑上书写着书院的古朴:“文公书院,又名紫阳书院。明嘉靖年间,理学名宦林希之提议自县东门畏垒庵迁建于梵天寺后。‘文革’期间仅存朱熹石刻画像及部分残垣;1987年,依旧制重修,是研究国际朱子学的实物资料。”据介绍,“畏垒庵”是指当年朱熹任职期届满,继任者未到时,在陈良杰之馆借住的居所。紫阳书院里留存的朱熹石刻画像,是朱熹当年众多“对镜写真”的自画像之一,据考证年代最早,存于明代。

  当年朱熹“批襟行吟”的大轮山如今是同安香火旺盛之地。文公书院就独处在香火缭绕的梵天寺后面,在葱茏的林木掩映下,似乎诉说着一种萧索的孤独。朱熹曾在大轮山留下许多石刻,遗憾的是,这些珍贵遗迹在“文革”期间已被毁坏。明代,刘裳构筑瞻亭,拓朱子“瞻亭”墨迹挂在石亭上方。如今,“瞻亭”依然可见,只是在石构之间,多了许多后人修补的痕迹。

  紫阳书院曾被用来养马的书院

  紫阳书院原在西门外朝天宫后(今厦门思北小学右后),清康熙年间厦防同知范廷谟将其移至厦门港。雍正二年(1724年),厦防同知冯鉴扩大规模,于大门两旁厢房建筑山店两间,月收租金备学习津贴之用。因管理乏人,生徒日少,遂被外人占用,充作养马之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由厦防同知张朝缙捐俸提倡、修理宿舍,复设学延师,每月课艺,遂无虚岁。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因经费无源,书院停办。光绪六年(1880年),书院恢复,嗣与玉屏书院合并,所以月课印章刻“玉屏紫阳书院”。至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时,停聘山长;宣统元年(1909年)改办紫阳小学。

  如今,紫阳书院只剩一个名称了,遗址就在厦门思北小学,但所有历史遗迹都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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