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海的一天

　　台湾知名人士陈文茜6月28日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文章，题为《我上海的一天》，现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我在上海，对着台北的你说话。我正“翻译”着你，被出生地牵绊、被命运网住的你。你像一只动弹不得的蜘蛛，惯性地依恋于脆弱的网上。虽然明知它一弹就破，但一只没有生命力的昆虫，飞不走，更飞不远；每一次的展翅扬翼，后面都是断羽。你只敢停留，也只熟悉停留；虽然聪慧如你，且明知此去留不长，但你还是乖乖选择让“昔日”决定了你的一切。

　　上海是一个离散的城市，属于一个离散的世纪，但她一点也不悲怆。全球化，让一些人不断地离开他的旧居地；每一个离散都代表着与昔日无情地告别，同时又与未来热切地拥抱。借居上海，相隔两地，我看着两个我，一个怯懦不愿改变的我，与一个已等不及要奔放的我；分裂成两半，卡住了我全部的人生。

　　在上海，我遇见本世纪世界性的第一批新移民。他们正回头咀嚼一百年前一群勇敢的旧移民所留下的文明。上海永远属于勇者与智者，19世纪末抛下江南庭园的地主，五十年代预知战乱的逃离难民，以及近十年从全世界涌入的新居者。上海不属于任何一个文明，它永远在过渡，从传统过渡到现代，从没落过渡到繁华，从一个文明过渡到另一个文明。她的周遭事物时时刻刻在变，没有“文化的界线”，只有人性弱点的界线。上海不属于弱者，至少不属于舍不得割舍昔日的弱者。

　　在上海的一天，必须同时经历一个膨胀的我与分裂的我。每一个上海人都活在无穷的可能性中，哪怕只过客一日的旅客都可轻易沾染这种膨胀性。全中国有500万个画家，一旦落脚上海，苏州河旁的文化产区艺廊，使他有机会向外国收藏客高价卖出人生第一份画作；外滩三号画廊将一名默默无闻的穷小子捧成收银子都来不及画作完成的国际名家。

　　一个德国作家这么写着，“在上海，我们每天都在接受惊奇。”

　　没有人在等待平凡，也没有人相信平凡。上海的六月天，自是闷热，但人们习惯性讲的话，“做了再说”，就这么推着上海日日改变风貌。

　　一个台北人来到上海，好像不得不意识自己的“死亡”；在台北人们只能等待时间将青春腐蚀，直至某日终归灭迹。我的台北朋友们已这样过日子很久了，每天参加不同的派对，讲相同的废话，做十年来一成不变的事。在一个几近“死亡”的城市中，我们都像“长错了一根骨头”的孽种，没得超脱。

　　走在上海瑞金路上，两排梧桐树，叶片斗大，叶儿相衔，圈成拱形的翠绿天然花架，远望像一场喜宴婚礼，祝福行将穿过的旅人；每个路经之人都是被上天祈福的新郎新娘们。路旁老店还没完全翻新，但有些台北没有的文化质感美术店，已然开张。橱窗中一个形式简单的ArtDeco小凳，上铺一张绿底白纹的美术纸，灯打其上，上海绿像跳起了芭蕾，不同角度，亮着不同层次的绿光。上海连颜色都有着变化，为什么台北人如此害怕改变呢？

　　在上海，碰见许多喜爱我的电视观众，十个有九个劝我放弃台北的一切。“你在电视上绕来绕去，说的都是同一个事实，台湾正一步一步地衰退；但说完了，你能改变吗？有权力的人愿意改变吗？”我和他们对话，好似一名“死者”正坐在我的对面，无精打采地看着我；而那个“死者”正是昔日的我，无法脱离台北的，分裂的我。

　　从大历史角度看，上海正主宰着未来世界的一部分，这和台北恰恰相反。台北正蔓延着一种宿命的疾病，每次“重大”事件的发作，都预言着衰落；上海好似台北遗落的那一半；每个惊奇，都像一面镜子，告知台北昔日繁华已去，花红不再；只问居住其间的我们，敢不敢逃离？

　　写上海的一天，很像托尔斯泰叙述《我生命中的一天》。刚开始托尔斯泰只在描述他某日的生活景观，一个简单生活记录；但写这一天却足足写了一个月，他发现永远无法完成。因为他意外一天所遭遇的事物关涉整个人生；更糟糕的是，某些经验会随着时间与空间而改变。往往我们本想记录一天的表象，比如记录上海的街景与时尚；可是潜在于人心灵深处的“真实性”却溢出这些表象，成了那一天主要的经验。

　　在上海的一天，我想起“尹雪艳”（注：白先勇小说中的人物）。她从上海到台北，只为了预言“一切皆空”。在一场不可逃避的悲剧中，“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的互相厮杀。“尹雪艳”总也不老，今日她若再活着能从台北回到上海，她将预言什么？“花虽无百日红”，但总再能求红？

　　或许吧！在台北的我，太忙了，没有时间意识孤独。唯有欢乐的上海，让我想起台北的孤独。

　　原来我翻译的不是你，是我自己。我的童年、我的现在、我的未来。这是一个离散的世纪，两座彼此陌生的城市，把一个活生生的我离散了。

　　搭乘返回台北的飞机，浪迹上海一天后，转返故乡，台北正以冰冷的怀抱等待着我。等待着每一个惦念她，又改变不了她的归乡游子。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年06月30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