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专家视角 “民工荒”的出现不是坏事

　　近两年来，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闽东南等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家庭保姆短缺到大规模的企业用工短缺，都反映了劳动力的供求不平衡的矛盾。随着社会经济和劳动关系的发展，过去的就业制度和用工模式、不同的就业形式与同等的权利和保障等各种问题日益突出起来。

　　在此情况下，6月28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八次中国劳动论坛在北京召开，以“民工荒”为主题，对如何解决好民工劳动就业和劳动供求问题进行了研讨。来自有关国家部委、研究院所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五十余人参加了会议，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上亿富余劳动力　为何出现“民工荒”？

　　“民工荒”这个频频见于报端的说法，在“较真”的学者们看来，是不够准确的，用“劳工短缺”或“民工短缺”更为合适。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研究员介绍，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普通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女工相对短缺，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的企业缺工尤其严重。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重点地区估计缺工10%左右。

　　在存在上亿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背景下，竟然会出现用工短缺现象，其原因值得探究。与会学者纷纷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调查发现，工资在700元以下的企业，招工就比较困难；700-1000元的企业招工可以勉强维持；1000元钱以上的企业招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据此，莫荣研究员认为，与其说是“民工荒”，更不如说是企业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不足。因为企业支付的工资被压到很低的水平并且长期保持不变，导致民工不愿意到这类企业工作。所以，民工短缺是市场的自然调节，而不是政策性的障碍。

　　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张建武教授则得出了另外的结论。他在报告中指出，劳工短缺主要源发在珠三角地区的部分行业（如制造业），其直接原因是劳工权益的缺失，深层原因是这些地区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制度缺陷——主要是由资方与地方政府就劳工权益博奕形成的潜制度。因此，重构用人单位和劳工之间的权利制度，维护劳工的合法权益，包括社会保障权、迁移权、教育权、人身安全权等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更多的学者表示“民工荒”的出现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都阳副研究员指出的，劳工短缺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出现，但中国目前出现的情况则较为复杂，既有短期经济形势变化、农业政策调整和经济结构变动等因素的作用，也有长期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产业升级和区域转移的因素存在。

　　“民工荒”的出现不是坏事

　　针对“民工荒”的出现，与诸多企业家们的愁眉不展不同，专家学者们大多持乐观态度，甚至有学者称，这是研究中国劳动关系几十年来最希望看到的。

　　莫荣研究员在其报告中对“民工荒”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做了系统研究，认为“民工荒”的出现反映出来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农民工群体正在开始形成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革力量，尤其是一部分年轻的“新民工”，与父辈相比，他们的生存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观念也随之变化。打工不再仅仅是为了赚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而是重在学习，重在发展，重在寻找新的机会。这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来说无疑是良性发展。此外，民工短缺还会对我国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它催生区域间的产业结构转移，使一些工资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向中西部地区发展；有助于地方政府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反思当地的发展战略。

　　“民工荒”来了　如何解决？

　　虽然目前“民工荒”只出现在部分地区，还是一个结构性和区域性的问题，但随着投资转移和生产专业化的发展，中西部经济崛起将会加剧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结构性和区域性的供求矛盾，使之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德文研究员在会上做出了如上论断。

　　着眼于此，“民工荒”现象不可小视，正所谓“牵一点而动全身”，它的出现反映出了中国经济形势的全局和其中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民工荒”问题？复旦大学的许庆博士对上海地区外来劳动力问题的研究可以对解答这个问题作为参考。通过分析上海民工流动的情况，他认为2004年春节后从“珠三角”蔓延的“民工荒”对上海的影响不大，因为与2003年底约375万相比，上海地区的外来劳动力稳步上升，到2004年底达到了400万左右。这和上海市的有关管理部门对外来劳工的保护措施比较到位有关。比如，在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拖欠工资的现象，上海市还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旨在保护外来劳工权益的劳动综合保险的措施，等等。这些都使民工的就业风险成本降低，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工。

　　有学者指出，目前学术界对“民工荒”问题的研究在对策分析方面还有待深入，希望能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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