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状元”面前的媒体本分

　　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

　　高考公布分数，照例有“状元”新闻传来，照例听到了抨击媒体炒作的声音。

　　今年江苏和陕西的“状元文化”弘扬得最好。江苏据说有信息封锁，但媒体仍然将状元一一发掘出来。西安由媒体和商家重现了1300多年前大唐状元新科及第的盛况，两名“高考状元”身着古代状元装，乘大车，祭文圣，题名墙前题名，受“独占鳌头”和“魁星点斗”称号，除了上街前没有皇上过目，游街后不能封个官做，及第秀可谓“做到足”。

　　教育行政部门显然早已觉察到了当代“状元文化”的问题，连续几年要求“不许炒作高考状元”。然而，效果如何，往年的“状元”报道可资回顾，今年陕西有媒体参与其中的“及第盛况”和江苏媒体突破教育行政部门信息封锁大规模报道“状元”更可资验证。

　　不能不十分遗憾地说，关于“高考状元”的“不得炒作”要求，本身是不具备可遵守性的命令。作为一场重要的、关系千家万户的考试，人们对其结果有深厚的关注兴趣，并不奇怪，如果对这样一场考试，大家考过以后全当没考过一样，那又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对高考结果进行分析，报道获得最高分数的人是谁，是很正常的。教育行政部门只是要求“不许炒作”，想必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然而，何谓“炒作”——此种高密集报道未必带来负面影响，这已经在娱乐新闻与体育新闻的成长史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事实证明人们并没有因为看到明星生活的大量报道而放弃自己的生活选择，每个人仍然实在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从根本上讲，媒体对“高考状元”的报道，可以视为一个众所关注的娱乐事件。现在，人们已经接受从选美比赛到各种各样的明星新闻在报纸上出现，而很少再有“追科星还是追明星”的诘问。娱乐明星与科学家的价值定位逐渐清晰，没有谁再会拿科学家与明星的曝光率来对比进而愤愤不平。既然如此，我们也无须对“高考状元”的报道给予特别的否定。

　　对“高考状元”的短时间的集中报道，是否会加剧“应试教育”的倾向，也值得怀疑。鉴于人们有着基本的理性，我们可以放心地说，“高考状元”的报道不会让人产生“非当状元不可”的追求。如果我们认为对明星的大量报道必然带来无理性的模仿，我们甚至连刘翔夺冠也不能放心报道，因为你会担心是否有很多人因为“学习刘翔”而被跨栏绊断了腿。奥运冠军的重奖未能刺激人们成群结队地断腿断胳膊，影视明星动辄百万千万的身价未能使演艺成为青少年及其家长的普遍选择，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高考状元”的大量报道不会产生“都想当状元”的恶果。应试教育不是报道考试结果的消息能够加剧得了的，考试升学制度才有可能对教育模式产生真正的影响。

　　值得思考的是，在“废科举，兴学校”整整一个世纪以后，学校考试仍然在科举的道路上奔跑。除了不授官位，学校之异于科举者几希。这种状况的存在，不因媒体对“高考状元”是否有大量报道而改变，改变这种状况更需要的是社会批判而非对媒体的报道行为予以制止和痛击。媒体登载“高考状元”的报道，是服务于公众的表现，江苏媒体突破信息封锁，让公众获悉考试结果，应予肯定。

　　当然，媒体也有责任对骑马游街、十里传捷、金榜题名之类的“状元文化”及它所依赖的环境予以剖析，陕西媒体与商家联手制造“状元及第盛况”，不仅模糊了传媒仅仅作为报道者与评论者的角色地位，而且丧失了传媒在“状元文化”面前的价值立场。

　　无论何时，社会需要建立区分媒体报道与评论的常识，否则就会将媒体报道等同于媒体立场；媒体需要恪守报道者与评论者的本分，否则就可能成为新闻的制造者，或者被动的、无价值坚持的记录员。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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