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玫: 中国第一场美人冲击波(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30日10:13 金羊网-新快报

　　田炳信

　　人物：袁玫，广东电视台演员、制片人，广东省政协委员

　　时间：2005年6月1日

　　地点：广州帽峰山凤凰庐1号

　　复活新闻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推出校正了中国人原先被压抑、被扭曲的心态

　　那时既不懂得推明星，也不懂得培养一个人才是不容易的

　　这批演员虽说名气大，但后来的个人命运都不是特别好

　　“红楼”的演员都坐了一趟“明星直通车”，又糊里糊涂地下车了

　　在那个政治太老、经济太嫩的过渡带上，他们成了一个省略号

　　一部《红楼梦》电视剧，当年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除了剧中起用了一批靓丽的女孩，同时也与这部巨著描写了一个衰落的封建大家庭中一群女人的命运有关。

　　女人、爱情和性，是人类常谈不衰的永恒话题，可是从1949年到1977年，这成了一大禁区。1964年，《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什么阶级有什么样的发型》的文章，一位干了20多年的理发师说：“旧社会理怪发型的人都是些太太、小姐、少爷，还有一些流氓、阿飞，他们理发为的是追求‘时髦’，追求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自以为很美，其实很丑。”

　　在41年后的今天看来，你会觉得那很荒唐，很滑稽，很怪异，但当年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和气氛。所以，当电视剧《红楼梦》在那个年代消逝不远处横空出世，就像甘雨浇落在久旱的草原，随即引发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意识震荡，情感震撼，行为震动。

　　袁玫现为广东省电视台制片人，广东省政协委员，当年曾是《红楼梦》电视剧中袭人的扮演者。说起当年的经过，她说仿佛玩了一次激流冲浪，坐了一趟人生的摩天轮。

　　十九年前欲望苏醒“红楼”众美震撼登台

　　田炳信：用今天的眼光看20年前的事，你会觉得很陌生。陌生是指今天习以为常的事，那个年月却能在中国掀起一股大风潮，反差之大，像是两个世界。电视剧《红楼梦》自从1986年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后，据说到现在已被各地电视台播了700多遍，创下了国内电视剧收视率的最高纪录，这是什么原因呢？

　　袁玫：这与当时中国刚刚开放不久有关，在那个极“左”的年代，人性中的性、欲望、爱情和美被死死地压抑住，社会生活中很少有释放的空间。

　　田炳信：我记得1984年时，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到山东检查工作时因为穿了一条裙子和黄色的紧身花褂，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吴文英当时说，党中央、国务院支持我们穿得好、穿得美，我们纺织工业有责任把全国人民打扮得漂亮一点，不要用50年代穿服装的观点来看待80年代的穿衣问题，不要有“穷光荣”的想法。当时就连色彩鲜艳一点的礼服都要由部长级的领导带头穿，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奔头。

　　袁玫：我记得那年有两首歌在大街小巷传唱，一首是《妈妈的吻》，一首是《军港之夜》。“吻”字第一次上了歌词的标题，很扎眼，也很刺激。

　　田炳信：那是一个欲望苏醒的年代，也是中国人的生活从扭曲复归正常的年代。中国人像刚刚走出黑暗站到明晃晃的太阳底下，都眯着眼睛，有点小心，有点紧张，有点跃跃欲试，是一个胆大和胆小分水岭般的年代。

　　袁玫：在当时，未来还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有想法的人多，有行动的人少。

　　田炳信：当时中国诗坛有三个领军人物，可说是有想法的人，一是北岛，一是顾城，一是舒婷。北岛把政治情绪调剂到诗里，顾城把一种陌生的青春尿到诗里，舒婷把爱的渴望喷到诗里。政治与性，社会与人，爱情与死亡，唤起了那一代人沉睡的梦想和可怕的回忆。我印象最深的是北岛的一句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一种很强烈的情绪，但不知道确切指什么，好像什么都指了，又什么都没指。

　　袁玫：那时人们对政治、社会的评论不像现在这么大胆，说话还是吞吞吐吐的。

　　田炳信：问题就在这里，那时政治气候在经济领域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指向，比如经济上要开放，要办特区，香港商人可以投资，民间可以买黄金首饰，等等，但文化领域还处于一种半明半暗的状态。这个时候突然从全国找来一批美女，集体登台亮相，那种阵势和冲击力度实在是不可以想像的。虽然1978年后中国影坛也出现了几个美人，但那都是单打独斗，像陈冲演的“小花”，还有刘晓庆和丛珊等人，没有你们那一批的集体出场震动大。你当时是怎么被选进剧组的？

　　袁玫：中央电视台当时分了三个组在全国寻找演员，其中一个组到了安徽省黄梅剧院。我当时是这个剧院的演员，也是黄梅戏剧界的“五朵金花”之一。

　　田炳信：哪“五朵金花”？

　　袁玫：就是马兰、吴琼、杨俊、吴亚玲和我，我们都是1978年考入安徽省艺术学校学黄梅戏的，同班学艺，毕业后又一起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当年中央电视台“红楼”剧组在全国选演员，要求按照曹雪芹笔下的人物来寻找长相比较相似的演员，黄梅戏的“五朵金花”当时在全国也很有名气，他们就冲着这来的，希望能在“五朵金花”中找几个合适的，结果见了我们后都比较满意，但有的人就不愿意去。

　　田炳信：面试的过程怎样？

　　袁玫：当时恰好是春节前后，我们都回家过年了。给我们发出通知后就是谁到试谁，要求做小品，表演，然后是筛选、考试。

　　田炳信：你们五个人最后定了几个？袁玫：定了两三个吧，包括我和马兰。田炳信：最后去了几个？袁玫：就去了我一个。田炳信：那两个为什么没去？

　　袁玫：这跟我的个性有关系。另两人当时在黄梅戏界很有名，在安徽也很受重视。

　　田炳信：而拍《红楼梦》属于客串，不属于工作调动？

　　袁玫：是，而且说好要三年，对于一个女演员来说，离开舞台三年，观众会忘记你的，这是一个很难作出的选择。多年前我在一篇叫《踏上北去的列车》的文章里写到自己去红楼剧组时那种非常犹豫的心情，不是很坚定，但又朦朦胧胧地觉得前方有更有魅力的东西在等着我，毕竟当时还很年轻，不像今天的孩子很自信，有目标，敢追求。

　　红学泰斗教速成班先洗脑“拨乱反正”

　　田炳信：演谁是提前告诉还是去后才知道的？

　　袁玫：我们当时一共有50多个女孩参加学习班，谁也不确定演什么角色，但有个大的框架。

　　田炳信：在学习班学些什么？

　　袁玫：学《红楼梦》，请专家来上关于《红楼梦》的课，然后做小品，学表演。在学习的过程中，你认为自己对哪个角色有信心，就去试这个角色。我们这群女孩里有的有演出经验，有的没有，是外行，我因为在黄梅剧院的缘故，属于还比较自信的那种。当时的时间也很紧，要一边学一边演，很像一个速成班，还要粗略了解琴棋书画。早上按时起床，练唱练功，都没有节假日，但到现在我还很怀念那段读书兼演出的日子。

　　田炳信：在这之前你读过《红楼梦》吗？袁玫：读过一次。田炳信：通读？袁玫：通读。随便翻翻，有好奇的成分在里面。田炳信：谁来上《红楼梦》的课？

　　袁玫：包括红学泰斗俞平伯、周汝昌、冯其庸等，每个星期有两堂重量级的大课，所有的人都去听他们分析红楼人物，对宝、林派人物各种各样的分析。那时我们都还很单纯，还是群不大不小的孩子。

　　田炳信：你们能听得懂吗？

　　袁玫：听得懂，但还不会像现在这样系统地、理论地去思考。

　　田炳信：按照你当时的理解，袭人是个怎样的角色？通过你的眼神和形体语言，你要向观众传达一种怎样的信息？

　　袁玫：在此之前的“文革”阶段，都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去看《红楼梦》，比如焦大是农民的代表，薛宝钗、袭人的形象也变味、扭曲了，我们上课一部分是恢复对《红楼梦》的正确认识，把它放回到它本身那个年代的环境下，一部分是扭转“文革”那种挂上阶级斗争的观念。我当时对袭人的理解是，她是一个维护主子利益的忠实的仆人，她踏踏实实地去完成她应该做的事，这样定位也就对了，因为袭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你说她搞心眼什么的，那是一个人在那样的环境下，为了生存必然要采取的一种手段。

　　田炳信：这部戏前后拍了三年？

　　袁玫：对。我是1984年3月31日从安徽上的火车，4月1日到的北京，到拍完这部剧已经是1986年年底。到北京后，剧组就把我们送到离北京很远的一个地方，塞进一个学习班学习，不和任何人接触。除了专家来讲课，就是我们自己训练，是封闭式学习。

　　田炳信：央视用那么长的时间，动用那么多的专家来培训，恐怕也是很罕见的吧？

　　袁玫：罕见，那一年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有三套剧被誉为“三座大山”———就是《红楼梦》、《西游记》、《末代皇帝》三部大戏，《红楼梦》是其中一个。

　　田炳信：最轰动要算《红楼梦》吧？

　　袁玫：应该是最受关注的一部。我印象最深的是，《红楼梦》的这些演员第一次到北京电影资料馆去看一部国外的参考片，车一到，姑娘们一下来，当时要求两人一对牵着手，像中学生管理一样，马上变成了大家追看的对象。一说“‘红楼’剧组来了”，人们就自然地闪开，当时我们的自我感觉也挺好，这是“红楼”剧组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

　　拍完36集电视剧片酬不到1000元

　　田炳信：这部剧从诞生到现在已经播出700多遍，而且当时是家喻户晓，演员的名字、形象也被那个时代的很多人记住了。现在很多电视剧思想的深度、拍的质量都不亚于《红楼梦》，但能被观众记住的东西却越来越少，原因之一是那时候人们的文化生活比现在单调得多，阶级斗争的硝烟刚散去不久，就找来那么多中国各地的美人出演，一下就吸引了全中国老少几代人的眼球，换句话说，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美人冲击波”。

　　袁玫：是的，那时段间各地大大小小的电视台都在不断地播，但就我们“红楼”剧组的演员而言，这部剧虽然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大的反响，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和爱戴，但我们演员自己对此的感觉倒不强烈。首先是因为那时候出名不像现在，一下子社会就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东西，当时全国人民就看一个频道———中央电视台，人家认识你是很正常的事。其次是，我们更多地只是想我这个戏演好后，专家承认，圈子承认，我的事业有成就感，很理想化，其他的倒想得不多。比如电视剧播出后，《人民日报》和红学界组织了一个评论会，我们当时就很关注专家和媒体对我们每一个人物的评价。后来《人民日报》的文艺版做了一个专版的报道，对五位演员作了非常高的评价，其中就包括我。给“王熙凤”的评价是“光彩照人”，给我的评价是“恰如其分地演活了袭人”，我当时就非常高兴。到后来“袭人”就成了我的另一个名字。后来我演的所有的戏，人家都说是“袭人”演的，不说是袁玫。走到哪儿，人家都会说：“这是袭人。”

　　田炳信：剧子播完后到各地走动的机会多吧？

　　袁玫：是的，这个的叫法也很多。我们还参加过一些“走穴”演出，那就是因为“袭人”这个角色带来的效益。

　　田炳信：是集体走穴还是……袁玫：有时候是集体，有时候是个人。田炳信：那时候走一场穴大概收入多少？

　　袁玫：很少的。我们那时拍戏每集片酬才30元、50元，高的是50元，像我们演丫环的是30元。

　　田炳信：现在一个走红的演员拍一集能收入多少？三五万？

　　袁玫：特别红的能达到10万元一集，这在我们以前都不敢想。

　　田炳信：那时给30元都很高兴了吧？

　　袁玫：除了工资之外还能有额外收入，当然高兴了。

　　田炳信：你在黄梅戏剧团时一个月收入多少？

　　袁玫：当时我们已经算蛮高的了，有64元。这边一集就能给30元，很满足了。

　　田炳信：《红楼梦》一共演了多少集？

　　袁玫：一共36集，因为还要扣除各种费用，包括单位劳务费，最后到手的不到1000元。

　　大批美女荧屏亮相“红楼”催生美女经济

　　田炳信：《红楼梦》播出后，很多电视剧开始起用美女，这20年间，人们对美，或者说对美女的渴望从隐蔽、压抑、变形、变态逐渐调整到公开的、正常的状态，现在又有点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如何把握好，是对社会管理者的一个挑战，前阵子也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女经济”的大争论。楼盘、汽车、药品、化妆品、服装，都在用美女、模特来做宣传，而按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它不应该赤裸裸到这种程度，因为中国人对女性的看法总还有点含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袁玫：我个人认为，电视剧《红楼梦》当时之所以受到那么多国人的关注和喜爱，是因为这个戏里年轻的女演员比较多，展现了那么多的美的人物，按照专家的话说，《红楼梦》本来就是一群女儿的挽歌，它推出后校正了中国人原先被压抑、被扭曲的心态，使他们重新学会和敢于关注、正视女性的美，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正如你所说，中国人对美的认识是很含蓄的，而“红楼”之美当中就包含了一种凄美、含蓄美，它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趣味。

　　其次是多元化的社会开始成形，人性的张扬像春天的树叶，开始在中国人的视野里一路绿满天涯，人更加重视人，人更多地关怀人，对人和事的评判标准也更加丰富多彩了。至于现在人们对美的大胆的展现和追求，我觉得也能接受，因为这二十年我们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感受很深。最早的时候，深圳办了一个“原野时装节”，当时我就觉得中国开始有时装节了，我们有好衣服穿了，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我们整个“红楼”剧组都去参加了这个时装节，合力打造这个品牌。我们还去原野时装公司每人选购了一套时装，当时一套时装就可以把我们那十几天的演出费给花没了。

　　田炳信：当时要求很低，欲望也很低，想法也很单纯，没有现在的人那么商品化。

　　袁玫：没有，我们对物质的要求不像现在的明星，都不敢去想。那时就觉得，能够参加这个时装节就已经很开心了，而且还能有一套那么好的时装，人很单纯。

　　田炳信：我记得有个叫袁运甫的画家，1977年画了一幅傣族过泼水节的画，画放大后镶嵌在北京首都机场的一个大厅里。那幅画有些抽象，露了些比较夸张的臀部、乳房，后来就被用很大的白纱布遮起来了，在北京还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论。我当时虽然年纪也小，但还是抱着很好奇的心理去看了。到今天回头来看这幅画，那算什么！但在当年它就很轰动。还有刘心武写的《爱情的位置》，也很是轰动了一下。反正那时候的情况就好像是有只魔瓶被释放了，人们的情欲在正常和不正常的情况下纠缠着。在这样的背景下，电视剧《红楼梦》一推出，又有全国各地那么多漂亮的女孩，虽然不是名角，很多人还是初次上屏幕，那种轰动还是很大的。

　　袁玫：对，我们那一批人99%都是第一次上屏幕，有的是在一些报道里出现过。

　　田炳信：从那以后，人们开始一浪赶一浪地往前走，到现在，“美女经济”已经像一辆安上了翅膀的火车开始在天空中飞了。你关注过这些事吗？

　　袁玫：偶尔也会从报纸、网上看到一些报道，总之是用美女做文章的新闻越来越多，的确像你所说的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香车美女、豪宅美女、美女作家，已经泛滥成灾。按照学者的话说，这是一种“损”人细无声的“软暴力”，它披着时尚的外衣，打着“美”的旗号，以“经济”的名义，在文化暗示中误导女性，在文化压力下塑造女性的形象焦虑，在文化霸权下边缘化女性的身份。

　　田炳信：“美女效应”不断被放大后，把正常人对美的理解的胃口大大拔高，你也就能理解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去隆胸、割双眼皮、抽脂，甚至去断骨增高。其实80%的人都是极普通的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应该用一种常人常态去看待这点。可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发达的年代，媒体再添油加醋地渲染，就产生了很大的误导作用，使许多涉世未深、阅人不透的小女孩、小男孩无形中产生了自卑感和压迫感，这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的失衡。

　　袁玫：美貌本是天然，但商人一旦把美女看成摇钱树，那味道就大变了，可在商品社会，谁也拦不住。所以，民间有一句顺口溜说：学得好不如干得好，干得好不如长得好。

　　田炳信：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应当说美女也是一种人力资源，有些行业就需要美女，你像模特公司、选美比赛，不美行吗？问题是手机、电脑、房地产、车展等等都借助美女来搞促销，虽说实际上还是一种潜在的商业竞争，但就有点滥了。时间久了，就像电影《手机》里那句话：会出现审美疲劳的！

　　袁玫：不过现在社会的包容度比过去大得多，也厚道多了，这也是一种进步吧。

　　政治太老经济太嫩“红楼”演员命运多舛

　　田炳信：拍完《红楼梦》后你回安徽了？

　　袁玫：1986年年底拍完后，1987年我留在北京搞晚会什么的，1988年就直接调到广州来了。离开故土后，我的心就像长上了翅膀，觉得外面的天空更加美好，更加宽广，已经回不去了，一定要飞出来。拍《红楼梦》给我带来比较好的命运就是，我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后，就顺利地从安徽黄梅剧院调到了广东电视台，那时广州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我们这批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涌现的演员，相对来说事业心比现在的人要强很多，当然了，要按现在人们的观点，就是有点傻了，但那个年代所受的教育就是这样。

　　田炳信：你们当时那群女演员的个人命运是不是因为演《红楼梦》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袁玫：我们这批演员虽说当时名气很大，但后来的个人命运都不是特别好，有件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当时北京的户口简直就跟金户口一样，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部的主任为了能留住一些她认为比较有前途的女演员在北京，包括凤姐邓婕、黛玉陈晓旭、宝钗张丽、宝玉欧阳奋强、瓶儿沈琳、我，还有探春东方闻樱，她和中央台的台长专门请了当时的文化部部长王蒙，还有当时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吃饭，想要五到六个户口，结果最后只给了两个。因为演宝钗的张丽正好从成都的部队转业，就顺理成章地占了一个；东方闻樱也是必须要解决的，因为她是北京电视中心一位摄影师的爱人，要照顾夫妻分居，其他的人都没法解决。

　　田炳信：你最后来了广州，另外几个呢？

　　袁玫：另外几个后来也没离开北京，成了第一代的“北漂”人。我这个人比较保守，不能做一个没有工作单位的人，我接受不了“北漂”。所以，当中央电视台的王台长问我想去哪时，我说北京留不了，我就去广州。于是他们就给我写了封信，打了个电话，我拿着那封信就来到广州了。

　　田炳信：为什么会选择来广州呢？

　　袁玫：当时这里的改革开放已经搞得很热闹了，我觉得很有吸引力，而且我第一次来广州做《红楼梦》观众见面会时，就觉得广东跟内地很不一样，这里有很多友好而热情的笑脸，更重要的是我感觉在这里会有更多的发展机遇。说实话，能解决一个户口就是那个年代最高的“美女效益”了。

　　田炳信：当时那些女演员的婚姻是不是也发生了奇迹般的转折，还是就在圈里边结婚了？

　　袁玫：是这样的，我们刚进剧组时都是18、19、20岁，有的还没谈过恋爱，有的是情窦初开。在那个年代，要是和某人眉来眼去，好像这一生就该跟着他了，不像现在，那个年代对这点看得很重。

　　田炳信：后来这二十年，剧组这些人有的做了生意，但都不是大买卖，就是开个饭馆、办个咨询公司什么的？

　　袁玫：其实很少，因为那时都不懂美丽就是无价之宝，不知道可以把自己最大地利益化。

　　田炳信：一帮“漂亮的傻子”？

　　袁玫：（笑）是的。那个年代认识不到漂亮可以产生经济价值，所以后来我们这帮女孩子中真正过得不错的没几个，也就是一个长得不错的女孩过着一个正常的中国人该过的日子，有的人甚至连这点都没达到，日子很艰难。

　　田炳信：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没到那个份上。

　　袁玫：既不懂得推明星，也不懂得培养一个人才是不容易的。人才培养出来就是一笔财富，这些都不懂。

　　田炳信：其实你们都坐上了一趟“明星直通车”，然后又糊里糊涂地从“明星直通车”上下来了。

　　袁玫：是的，上去不知道怎么上去的，下来也不知道怎么下来的。

　　田炳信：那个年代，政治太老、经济太嫩，在这样一个过渡带上，你们那前后几拨人就成了一个省略号。

　　袁玫：你这个比喻相当到位，那个年代，新事物不是一盏聚光灯，而是百盏、千盏聚光灯，让人产生眩晕的感觉，很容易找不着东南西北。

　　田炳信：其实青春不仅仅属于艺人这一个行业，许多行业都可以说青春无价，青春有时，有限，有悔。就像那句俗语说，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袁玫：是。觉悟，觉悟，一觉醒来，就悟了。

　　许多事情只要你想明白了，也就明白了，你想不明白，人群里有几个想明白的，那群人也就想明白了。问题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不明白的人自认为明白了，再指挥上一群更不明白的人，还要干出明白的事，那可真是一件当时人弄不明白的事，后来人也琢磨不明白的事。

　　其实，人类就那点事，文学去描绘，政治去涂抹，经济去包装，军事去挑逗，到头来，九九归一，万变不离其宗。有一则笑话说：一只雌猫爱上一位英俊的青年，就向女神亚福罗迪特祈祷，请求把它变成人的样子，女神答应了，把它变成了美丽的少女。青年看到这位少女后，两人彼此爱慕，结婚了。有一天亚福罗迪特想试探猫在变成人形后性格有没有改变，就在房间里放进一只老鼠。这时猫忘记自己已经是人，就从床上跳下来，敏捷地捉住那只老鼠放进嘴里吃掉了。女神看了大叹一声，便将它恢复成原来的模样。

　　鼠性难移，猫性难移，人性难移，本性更难移。

　　（金陵／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