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模式”次世代的兴奋与困顿

　　乡镇企业供销员掌舵“航母”

　　“亚邦跺跺脚，整个常州抖一抖。”一家20年前的小乡镇企业发展到今天，被当地一些企业家如此形容。亚邦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系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167位）、中国石化行业50强，董事长许小初原是厂供销员。前身是镇办企业

　　许小初也偶尔在下属面前为当初创业艰辛而慨叹，他曾吃过的苦并不能诠释今天的辉煌，可以打天下的产品和改制彻底后的现代企业制度，正推动这艘在常州并不是最大的“航母”在海中破浪前行。这只是常州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亚邦集团位于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距武进区政府有10多公里。6月23日下午，记者来到集团总部门前。堪称巨型“航母”的集团前身，在20年前只是武进县（现武进区）牛塘福利厂，而集团的董事长许小初当年也只是一名供销员，许小初是牛塘本地人，1984年福利厂始建时33岁。远见让乡镇企业壮大

　　到今天，完全了解亚邦集团发展史的人，除了董事长许小初，可能已经没有几人。已经在集团工作8年的周苏云，对记者追问企业过去的问题有些犯难。

　　准确的年份，周苏云也说不清楚。“十几年前，许小初在四川跑业务时，结识了一个国营企业懂染料技术的工程师。”许小初竭力动员这名工程师到常州共同发展。

　　染料比玻璃钢的市场前景看好，许小初这一判断是亚邦的转折点。牛塘福利厂更名常州市合成材料厂后开始生产染料，1993年，以材料厂为核心组建江苏亚邦集团公司，许小初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转换经营机制，全面推行风险抵押承包制”，亚邦集团开始了扩张之路。民营企业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

　　“我很少能见到董事长。”周苏云解释，她的工作是对总经理负责，而总经理则由董事会聘任，董事长是董事会的“领导”，主要负责资本运作和扩张。集团公司的职能并不是面面俱到，只是制订经营目标和方向。

　　亚邦集团成立之初并不是这样的管理模式，与集团扩张相伴的是产权改革。1997年7月，集团及子公司开始进行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改造，2001年3月，政府股权全部退出，亚邦集团才由乡镇企业彻底转换为民营股份制企业，同时，也逐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周苏云介绍，亚邦经营理念由董事长许小初在十几年前提出，特别强调“人才为本”，亚邦鼓励科研人员技术入股，与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亚邦先后有6个产品获发明专利，2002年即被认定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目前，亚邦集团在省会南京拥有自己的研究所，去年国家人事部批准设立亚邦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产业扩张+地域扩张目标创利税3亿

　　亚邦的扩张并没有拘泥于染料及涂料行业。周苏云介绍，亚邦没有放过国企改制和资产重组的时机，2001年起，收购了常州、响水、滨海等地的多家药厂，并组建了药业集团，这是产业扩张的里程碑。2003年，亚邦斥资12650万元，步入房地产行业。在产业扩张的同时，亚邦还进行了地域扩张，在安徽铜陵、宣城和福建漳州等地建立了生产基地。目前，亚邦集团中有36个独立法人企业。子公司的活力得到释放，也降低了集团的投资风险。

　　亚邦集团去年在创利税1.4亿元的同时，容纳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员工5000余名，今年的目标是销售收入36亿元，创利税3亿元。这样一个巨型“航母”，百姓知者甚少，周苏云风趣地说，并不是每家企业都要做广告，何况集团生产的也不是民用产品，80%的市场在国外。

　　“这里有多少工厂？”百姓的回答是“到处都是”。说亚邦集团是常州民营经济发展的缩影不足为过，武进区经济贸易局工作人员说，全区目前共涉及化工、电子、机械、轻工、医药等多个行业，年销售收入过亿元的有100家以上。浪漫爱情“点亮”灯泡厂

　　上海人俞华食言了。这片最初感觉“脏兮兮，肯定不会嫁过来”的庄稼地，竟成了她扎根奋斗的地方。如今，俞华和农民出身的丈夫刘小光操持一家资产超过千万元的灯泡厂。上海新娘到常州开起灯泡厂

　　6月24日，记者走在卢家巷水稻田和农家小楼之间的柏油路上，采访灯泡厂。走过十几家，位于工业路的常州亚达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的老板娘俞华接受了采访。“我是上海人，跟老公在学校是同学，1988年结婚，他是卢家巷土生土长的农民。”俞华拿出两张毕业证：1986年两人在湖北沙市轻工业学校电光源专业毕业，她比他大两岁。两人毕业后在卢家巷的乡镇企业武进灯泡厂工作，刘小光跑销售，俞华在技术部。

　　这个时段，正是中共中央下发“一、四号文件”肯定乡镇企业形式，“苏南模式”蓬勃发展之时。武进区经贸委中小企业管理科徐科长介绍，此时武进县共有乡村工业企业4000多家，全县65个乡工业产值全部超过1千万元。

　　1992年，刘小光和俞华辞职办起武进亚达灯泡厂，丈夫负责进原料跑市场，妻子在家负责日常管理。俞华说，从武进灯泡厂辞职办厂的人不少，这家乡镇企业早已人去楼空，当年厂子里的车间主任、销售科长们则各自把持着卢家巷几家灯泡厂。3万元赚来上千万

　　企业股份构成是：刘家3万元，卖豆腐的沈家和打铁的王家各拿价值1万元的物资。租地方，建厂房，招30名工人，开干！俞华并不赞成丈夫掏出全部积蓄办厂，只是“爱他了，也就相信他。他很努力的，自学外语，现在去国外谈生意不用带翻译”。

　　毛利9万多元！“亚达”头一年的利润，让小两口兴奋不已，“真比现在赚100万都高兴。”然而，扣着“红帽子”的股份合作制毕竟制度不健全，1994年，豆腐师傅和打铁匠退股单飞。“老沈做得还行，打铁匠一直原地踏步。”

　　“那时钱真好赚。”俞华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企业步入高速发展期，2000年后逐步扩大。目前，“亚达”拥有0.6公顷土地，3间厂房，100余名工人，资产逾千万。常州企业眼中的浙江经验

　　如今，虽然俞华的工厂在当地灯泡厂中也算头几号，但他们仍有些郁闷。俞华说，“那时浙江都是家庭小作坊，我们说他们是‘鸭子盒’，哪能跟卢家巷的工厂相比。业务往来中，挺看不起浙江人的。可他们发展太快，一些家庭小作坊现在竟然达到上亿元规模。比如我厂的业务伙伴‘浙江天利’，就是小作坊，已发展到产值10亿元以上。”

　　为何两者结局有如“龟兔赛跑”？“我们一直在努力！”俞华用句广告词，“这里人也不懒，但那时卢家巷大都做整灯，而浙江专业化分工跑得很快。”如今，卢家巷也意识到这点。据介绍，该村现有100余家灯泡厂，做整灯的只剩几家。剩下的绝大多数厂家在做灯丝、灯头、泡壳、尾线等配件。做整灯的厂家一般也不冲突，比如“亚达”产品是车灯系列，此外还有生产普通灯泡或节能灯的厂家。

　　更重要的原因是，浙江商人团结。“亚达”产品80%外销德国，质量过硬，却难给国内厂家配套。

　　记者走访十几家灯泡厂，都说“效益不好了”。俞华介绍，这源于成本压力，“去年底至今，主要原材料涨得离谱。”俞华拿一件成品说，出厂价是3.7元/件，市场价是15元/件，差价悬殊是因中间环节太多。“现在只能试探着跟进货商磋商出厂价涨多少。假如能直接与厂家挂钩，脱离中间环节，调整后的出厂价能够消化成本压力。但仅靠一两家企业做不到这点。”高端访问光引导不够还要相应落实本报记者对话常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孙健

　　人物：常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孙健

　　观点：城市大产业带动县域小产业

　　支招：要用制度来鼓励全民创业

　　记者：您是常州人吗？

　　孙健：我是土生土长的常州人，一直在这里工作，对“苏南模式”比较了解。

　　记者：当年，乡镇企业很多，筹建企业的钱从哪来？

　　孙健：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乡镇办企业成为苏南经济异军突起的支柱。当时想法是，农村不能只发展传统的农业产业，要让乡镇为城市工业经济配套。方法就是在乡镇创办一些企业，原始积累依托于乡镇集体的资产、厂房、土地，加上工农专业人才，为城市大企业的产品做配套，延伸产业链，逐步发展起来。

　　记者：当初在乡镇，是不是农业赚到的钱用于工业？

　　孙健：对，后来工业赚到的钱又反哺农业。这种情况很多的。

　　记者：乡镇企业发展得不错，为什么转制？

　　孙健：2000年前，我市乡镇企业全部完成改转制，在江苏走得比较早，改制后发展很不错，常州的两个龙头企业就是乡镇企业转制后的民企。在常州，乡镇企业的发展可谓是“无中生有”。在取得阶段性成绩后，随着市场经济化进程，我们认为延续过去行政管理的体制办企业，弊端太多。要围绕企业通过改革增强活力，强化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在改制上，我们采取“靓女先嫁”的办法，不好的要改，好的更要快改，不能等到不行了才改。乡镇企业改制后，也是无政府主管的市场主体，这大大加强了他们的积极性。事实上，乡镇企业在苏南经济发展中，是一种特定的模式。它现在发生很大变化，和从前相比，企业的体制不同了，产业高度化也不同了，自我积累、自我研发都不一样，乡镇企业的叫法已成历史。现在应叫县域经济。

　　记者：常州县域经济的发展经验最主要的是什么？

　　孙健：从常州看，这几年我们地区经济发展，是以过去城市经济和城市大的产业经济来逐步带动和培育县域经济发展的，县域经济做城市工业经济、城市都市型经济的基础，一同走。同时，政府要有针对性适时地完成产业集群。过去，我们谈一乡一特色，一村一产业，这是很正确的方向。常州搞了工业园区后，企业很愿意过去，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记者：是不是说城市不发展，县域经济也难搞？

　　孙健：对，这是一个整体，县域经济不可能孤立存在的。不过，县域经济也相当于单元化的区域经济，它在未来的大格局应该是：由于自身高度化程度不够，要由城市来带动；同时，作为区域经济的单元化，它也要有一、二、三产业，过去是农业做主导、工业在发展，三产服务业配套；现在不一样，它通过实施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逐步要从传统农业产业走向现代工业，也就是提高工业化水平，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目前，苏南的农业经济也就在5%到8%之间。

　　记者：你对吉林经济发展有什么建议？

　　孙健：我没去过吉林，但情况多少还了解一些。吉林省对于能够走向高度化发展的国企龙头，应该保持国有控股，但不能一股独大。对于县域经济，政府要按照市场体制框架，根据各地区传统优势，鼓励全民创业。对于全民创业，政府光引导是不够的，要有相应的机制落实，帮助大家走上致富的道路。

　　上世纪80年代，江苏乡镇企业兵团异军突起，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一时瑜亮！时至今日，曾经的乡镇企业既庆幸掌握先机，率先发展，也在反思浙江“小作坊”后发制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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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3日下午，记者来到离常州市区很远的武进区经贸委，想请办公室人员帮忙联系企业接受采访。听明记者来意后，一位工作人员拿来一份文件：“不能帮你们联系啊，政府规定25日前不让去企业。”这位人士表示爱莫能助。记者看到，文件中第三条明文规定：“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宁静生产（经营）日’活动，每月1日~25日，除涉嫌经济犯罪、职务犯罪、案件调查以及安全监督等专项检查外，在此期间，行政机关一律不准到企业进行其他各项检查活动。”长6页的文件中，全是如何保护企业生产经营的文字，并列出违反规定的处罚办法。“老典型”已落后

　　在常州市发改委副主任戴文龙看来，作为民营经济发展“老典型”的常州，已落在温州、台州的身后。戴文龙表示，从硬指标人均可支配收入看，常州要差个档次，“而且，很多浙江人在外创业，常州人出门创业的人比较少。在外创业的浙江人也在源源不断地赚钱，只要过个节，温州的各家银行金库里就要多个几百亿。地区人均收入很难统计这一点，因此，两地的实际差距可能还要大。”每年都去温州考察的戴文龙说。常州人很困惑，他们也不懒，现在为何渐渐落后孙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新闻编辑：）（来源：新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