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改向左走向右走？

　　卫生部否定市场化论调称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主要还是靠政府

　　中国医改向左走向右走？

　　一场ＳＡＲＳ，使中国政府意识到了缺乏一个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危险性；而新一轮医改遭遇的市场失灵，使政府重新认识了公共卫生公平对于整个社会公平的重要性。

　　“市场化非医改方向”。近日，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的这番表态被《医院报》转载后，成为热议的话题。

　　这位司长说，“看病难”、“看病贵”这两大难题的解决，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让医疗体制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 市场化不是改革方向

　　“2004年不是还说要走‘产权改革’这条路吗？”一位资深经济记者获悉这一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

　　他的依据来自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科教文卫法制司副司长宋瑞霖去年7月底的一次公开表态：“国资将逐步退出公立医院。”宋还说，《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有望在未来几个月内出台。

　　受“非典”的触动，新一轮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医改始于本世纪初，在非典之后加速推进，媒体称之为第二轮医改，以区别于上世纪80年代以“放权让利”、实行“院长负责制”为标志的第一轮医改。

　　在“铁腕书记”仇和主政的江苏省宿迁市，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对全市乡镇卫生院的“民投、民有、民办、民营”，7家县级医院中的4家也已“变脸”。

　　各地的做法普遍是把中小医院“卖”掉，包括出售给民营资本、出售给管理层，或者出售给医院原职工（股份合作制）。

　　但就在宋瑞霖公开表态支持改制之后不足10天，“郎顾之争”（香港学者郎咸平对格林柯尔近年的一系列购并行动提出质疑，与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发生争论。）大幕开启。在这场国企改革大讨论中，民意几乎一边倒地支持香港学者郎咸平。其中，管理层收购（ＭＢＯ）成为备受攻击的靶子。

　　2005年春天中央对大型国企ＭＢＯ叫停。

　　“郎旋风”波及之处，还包括教育与卫生领域，这或许郎咸平本人也始料未及。

　　2004年年底，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在一次研讨会期间接受记者问询时说：“市场化不是下一轮医改的重点。”由“国资逐步退出”，到“市场化不是重点”，再到“市场化非医改方向”，一年内三次不同表述，显示决策层思路的重大转弯，也显示决策层中对医改方向的摇摆、争论和犹疑。

　　宋瑞霖所说的《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也迟迟未见出台。《医院报》社长、中华医院管理学会民营分会秘书长赵淳告诉记者，卫生部仍在就此酝酿。

　　在医疗体制改革的变迁中，一个没有变化的事实是：看病还是难，看病还是贵。“你看看这些年‘两会’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讨论，哪次少了这个问题？”赵淳说。政府不能完全缩手

　　一位接近卫生部的业内人士透露说，政府的转向，除了与民意对医疗费用越来越贵的强烈反弹相关，学者的呼吁亦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市场失灵，政府就理应介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说。

　　她所说的“市场失灵”是指，医疗领域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例如医患之间），这与市场要求“透明”的原则相悖。在这一背景下，政府若按市场经济的规则“缩回自己的手”，市场将更为“走偏”。

　　与产权改革时相对高调的表态相比，政府此番选择了“静悄悄地”出手。

　　“广告可能不许做了，医院药品加价可能要取消了，（民营医院）3年免税要到期了，医生不许走穴了，医疗技术准入制度开始了。”赵淳告诉记者。

　　另一方面，主管部门亦高调要求再次对药品大幅度降价，虽然遭遇厂商联合上书的反对而暂未见施行，但其决心已清晰显露。

　　这一系列措施的指向，一方面是加强监管、规范医院医疗行为，另一方面是降低医疗费用，以减轻患者负担。医疗公平比财产公平更重要　造成普通人看不起病的原因，除了市场失灵之外，也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公费医疗体制的改革和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的式微。虽然整个国家医疗费用总体上升速度很快，但国家公共卫生投入占全社会医疗费用的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显示政府试图通过医疗市场化，将部分包袱抛向市场。

　　2004年11月4日，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朱庆生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农村目前有四到六成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死在家中的人估计有六到八成。

　　著名国情研究专家、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教授王绍光曾经写道，公共卫生的公平性比经济收入和财产分配的公平性更加重要，因为身体健康关系到每个人生命的质量和谋生的潜能。

　　一场ＳＡＲＳ，使中国政府意识到了缺乏一个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危险性，并为此做出了努力；而现在政府重新认识了公共卫生公平对整个社会公平的重要性。目前中国医改思路出现的重大转折，可能只是一系列政策调整的开端。

　　据《中国新闻周刊》（来源：兰州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