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状元热”兜头泼一盆冷水

　　高考成绩放榜以来，神州大地最流行曝光率最高的词语当属“状元”，媒体、商家和公众以轰炸姿态猎狗精神追寻“状元”们的学习方法、日常爱好和生活琐事，至今仍然乐此不疲。前两天，陕西更是爆出了“高考状元着官帽状元袍走进曲江杏园”（《西安晚报》6月29日）的搞笑事件，广州则已经有商家表示要邀请“状元”们免费旅游或者免费赠予手机，当然这两种免费的背后都有商业目的。

　　在这场全民参与的“状元”秀活动里，我已经嗅出一点腐臭的味道，其实，追根溯源，“状元”一词从来都是“浸满了泪和屈辱的东西”。“状元”是科举制度的怪胎，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都洋洋自得于“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无敌快感，1905年，科举制度彻底崩溃，距今已有整整一百年。虽然有数不清的“才子佳人”故事、戏曲、书籍为“状元”这一个木偶涂脂抹粉，但“状元”文化始终有着落后腐朽的一面，与现行的科学教育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

　　今天的中国之所以“状元”之声不绝于耳，既是某些受众思想意识形态深处的畸变和复古使然，也是商家及其他行业推波助澜的结果。这一波“状元”秀来得如此局促而仓惶，缺乏足够的一再引领大众思考的先锋意识，不过是一声弱过一声的叫好，实在让人有些审美疲劳。“状元”秀的种种信息都透露出娱乐化、商业化的不良倾向，在娱乐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中，不是强调化老祖宗的东西为今天的搞怪，就是无原则有条件的免费免费再免费，以上种种行为向公众以及受教育者发出了错误的信号：考试成绩好就意味着可以拥有一切，考试成绩好就意味老子天下第一。

　　我们常常感叹如今的挫折教育是如何失败，其实我们的成功教育同样不容乐观，“状元”们的今日胜出只不过证明他们很适应如今的考试制度和游戏规则，仅此而已。所以，我要给“状元热”兜头泼一盆冷水，希望这一盆冷水“快、准、狠”，让所有人都迅速冷静下来。

　　县长一声炸豪宅成残渣

　　“贵州盘县县长下令炸毁毒贩别墅”（《新京报》6月29日）的事件是在近两万名群众的注目礼下完成的，一栋价值30万的三层楼别墅轰然倒下，效果不可谓不惊人，场面不可谓不热闹，我已经可以看到县长和诸位领导们那种意气风发、正义凛然的模样。

　　只是别墅主人———贩毒嫌疑人余荣达还没有定罪，县长凭什么就把人家的老窝给先炸了？如果证据不足，我是说如果，余荣达又出来了，或者罪行并不严重，没有严重到要把整栋别墅炸掉的地步，县长是不是该给人家赔偿呢？赔偿的钱从哪里来，会不会挪用纳税人的钱？为了避免赔偿，县长会不会给司法机关施压，将“小罪办成大罪，大罪办成死罪”呢？我绝对相信县长有这个能量，而且从逻辑上看，县长也有必要这样做。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县长大人突然豪情勃发，干出了这一番炸毁别墅的“壮举”呢？仔细看了看新闻，居然是因为在盘县“公开逮捕、公开审判毒贩子”大会结束时，到会的县领导感觉到会场的气氛不是很热烈，“于是到会的县委、县政府领导紧急召开了一个会议，决定炸毁余荣达的别墅。”

　　我终于明白了，县长感觉“会场气氛不热烈”，所以就要炸别墅搞气氛壮胆色，如果各地的县长都活得如此“率性”，老百姓就别活了。县长一旦感觉在广场阅兵没有天安门那么开阔，可能会立马拿出一个大面积拆迁方案；县长一旦感觉办公楼没有白宫那么壮观，可能会克扣教师一年的工资筹集资金修建门面，以便自己的办公室可以和小布什的办公室媲美……

　　这样一来，某些县长是活得比较“潇洒”了，只怕有关部门的举报热线就要发烫了。县长从来不是“老大”或者“大佬”的代名词，所以也不应该有“老大”或者“大佬”的果敢风范，关于这一点，县长和公众都应该明白。

　　医家岂能缺少仁心人性？

　　“硬币卡4岁女童食道3天，沈阳某大医院只认钱拒绝救治”（《辽沈晚报》6月30日）的消息令公众对某些医疗机构最后的好感荡然无存。本来，由于医疗费用的一再攀升，公众已经谈医色变，媒体披露，部分农民由于无钱治病，只能在煎熬中死去。古有冤死不告状，今有病死不求医，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现在看来，少数医家对金钱的追逐过于猛烈过于执着，已经不仅仅是医患两者之间的矛盾了，而是一个关乎社会道德建设与和谐发展的问题。

　　面对硬币卡食道的4岁女童，沈阳某大医院之所以能够泰然说“不”，无非是因为“××负责制”落实得很好，一切都往效益上靠，医生们不见6000元人民币绝对不动刀。但是这些冷血的人们忘记了，那些制定冷血制度的人们也忘记了，医生的称谓中之所以有一个“生”字，乃是因为医生当有悲悯情怀，医生当有妙手仁心，医生当有好生之德……不管有多么不得已的理由，不管有多么无奈的原因，也无论制度有多么严格的财务结算原则，面对受伤的幼小女童，因为其家长交不起钱就拒绝治疗，沈阳某大医院已经把自己押上了道德审判庭。

　　同时被押上道德审判庭的，还包括某些应该为弱势群体提供救助的政府部门，正是因为它们的失职，穷人家的4岁女童被硬币卡了食道，而且一卡就是3天，没有任何人告知任何权益和求助途径，也许沈阳的某些政府部门和北京

　　那名警察一样，认为“死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和死一条狗没有区别”，所以某些人可以继续逍遥地喝茶抽烟看报纸。（来源：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