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14日，是我新华社记者生涯中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写的一篇社论，高度评价天津工业战线一个先进单位的成绩。这是全国新华社记者中为《人民日报》写的第一篇社论，是天津分社工作中的创举，当时被誉为放了一个“卫星”。
这一天，《人民日报》大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分社记者舒倜写的天津印染二厂厂长实行跟班劳动的新闻和通讯，和由我撰写的社论《实行跟班劳动》，还有梁一丁拍摄的照片。
谈起这一成绩，不能不感谢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同志。原来他到天津调研时发现了这一先进典型。市委组织部长张淮三同志告诉了我，我立即带领舒倜、梁一丁二人赶到该厂，深入到车间，连续苦战几昼夜，采访了厂长、书记、工人、车间主任等，由舒倜起草新闻和通讯。我向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汪琦作了汇报。没想到汪琦说：“你们再配写一篇社论吧！”我当时吃了一惊，给党中央机关报写社论，过去想都没敢想。可是，汪琦同志极力鼓励我们写。
这真是俗话说的“打鸭子上架”，于是横下一条心，写了一篇评论，没敢署“社论”，署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抱着丑媳妇见公婆的态度，送到招待所安部长住处，交给中组部一位处长。当时安部长正在楼上午睡，处长送给他以后，他马上停止午休，从楼上下来，审阅了稿子，随手修改了若干字句，然后说：“评论写得不错，还应再展开论述，发展成一篇社论。”最后他嘱我，修改后送人民日报社，请彭真同志审阅后发表。安部长牺牲午睡审稿使我感动，他的一席话，使我增强了信心，回到分社立即补充、修改，打印后送到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于3月14日全文刊登在头版。
新华社记者为《人民日报》写社论，这在当时是首创，在新华社引起轰动，大大解放了记者的思想。我自己在初战胜利之后，又一连为《人民日报》写了三篇社论，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其他同志也打消顾虑，纷纷动笔写言论。年终全国新华社评比，天津分社获“突破评论关”红旗，第二年又连续夺得评论红旗。
原来记者写评论，是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倡导的。他说，记者写评论最大的好处是密切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从此，天津分社几乎所有记者都开始写评论，在地方分社中，《人民日报》发表天津分社同志写的评论最多。以后江苏分社也大步上来，与天津分社比翼齐飞，携手共进。
记者写评论的结果，也提高了天津分社的地位，获得市委的高度赞扬。天津分社各项报道都进入先进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