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总局副局长：绿色发展是中国企业最迫切选择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21世纪经济的主旋律是绿色生态经济。这是世界大势所迫。谁提前采取绿色战略，谁就能在未来的竞争格局中占据主动

　　前几年，人们曾自豪地欢呼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但在国际制造业的产业链上，中国企业大部分都处于中低水平。世界500强企业排名，几乎没有一家中国制造业企业。中低水平的制造业，必然以高能耗高污染为增长代价，生产一亿条裤子的环境损失要比制造一架波音飞机多得多。如果说中国在当时国情下不得不走这条痛苦之路，那我们今后绝不会再走下去。

　　我们能不能先多赚点钱，具备足够物质手段之后再来治理污染？不能。原因很简单。

　　第一，我们发动工业化的时间太晚了。发达国家起飞的资源环境成本是全世界埋的单。而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人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早就划定分割完了所有的国际规则与市场，我们的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

　　第二，是我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欧美差得太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和环境容量只有欧美国家的几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发达国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时候解决了环境问题，而我们中国到人均GDP3000美元时，环境危机就可能夹带着其他社会问题提前来到。

　　是不是发展与环保将永远对立，要环保就不能发展了呢？当然不是。以日本为例。他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我们更差，开始也学欧美传统发展模式，后来撑不下去了，经过深刻反思走上一条独具东方特色的绿色崛起道路，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同时解决了环境问题。还有韩国，在人均GDP5000美元时利用后发优势提前使环境得以好转。

　　如今，全球所有发达国家都抛弃了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而走向生态工业的绿色发展道路。什么是绿色道路？就是低消耗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持续循环的资源环境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的技术体系，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金融体系。这条绿色道路，中国完全可以走。

　　从另一方面来说，国际潮流也在迫使中国企业走绿色发展的道路。当前环境的急速恶化导致西方环境政治的迅速崛起，“环境无国界”继“人权高于主权”之后成为国际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许多发达国家常常将环境问题同其他重大国际事务捆绑起来，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一些国家已将人权与环保作为对外关系的两大基石。在贸易领域，发达国家利用环境概念设置了大量的绿色贸易壁垒。

　　绿色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领域，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技术优势，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名义，通过立法或制订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法规，对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入国际市场进行限制。

　　当年是全球绿色消费运动促成了绿色壁垒。因为84%的荷兰人，89%的美国人和90%的德国人在购买物品时都会考虑到产品的环保标准。然而后期的绿色壁垒，逐渐演变成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隐蔽制裁手段。发达国家用提高国内市场的环境标准来设置绿色壁垒，以平衡自己在劳动力价格、运输和原材料价格等方面的劣势。仅1996年，欧盟国家禁止进口的非绿色产品就达220亿美元，90%都是发展中国家的产品。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环境标准与发达国家差得很远，绿色壁垒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制约将越来越大，对我国出口造成严重影响的标准主要是：食品中的农药残留量，陶瓷产品中的含铅量，皮革的PCP残留量，烟草中有机氯含量，机电产品与玩具的安全性指标，汽油的含铅量，汽车排放标准，包装物的可回收性指标，纺织品染料指标，保护臭氧层的受控物质，等等。

　　从行业上说，农业、纺织、服装和机电行业是我国出口的主干行业，也是我国最容易遭受绿色壁垒的行业。

　　与此同时，中国环境方面的国际履约压力十分沉重。以《京都议定书》为例，虽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第一、二个履约期中没有减排的责任，但目前能源工业尤其是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太快，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猛增；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开始向我国大批转移钢铁等重污染工业，我们引进的项目虽然比从前有进步，但在资源利用与环境污染方面，比起不断提高的国际标准，差距反倒越拉越大，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如果不立即调整产业结构，如果不实施跨越式绿色发展，如果我们在第三个履约期开始减排的话，必将付出天文数字的代价。

　　我们此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绿色发展是中国企业最为迫切的选择。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