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有下辈子，还要做梅家人

　　梅葆玖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要是有下辈子，还要做梅家人

　　图/文　本报记者　丁冠景　通讯员　黎恩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佛山体育馆，《盛世名城》晚会彩排中。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71岁的小儿子梅葆玖，带来了梅派经典剧目——《贵妃醉酒》选段。

　　梅先生穿着一身便服，步履轻盈，甫一上场便赢来一片赞叹之声。只见他轻拈折扇，一点一扫、一开一合间，便把台下观众带离了歌舞升平的影剧院，仿佛回到了一千多年前的沉香亭畔:妃子多情，君王带笑；姹紫嫣红、环绕四周的年轻宫女在这位淹然百媚的“娘娘”面前，顿时失去了光彩。

　　在父亲盛名之下的生活，“文革”前后十三载被迫离开舞台，如今京剧是消亡在即还是将再现辉煌……次日上午，在佛山宾馆，梅先生就这些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说，京剧是今生今世割舍不了的情结，虽然为了它受过很多苦楚，但要是有下辈子，还要做梅家人，还要一辈子唱戏。

　　怀念那一段父子同台的日子。

　　记者(下文简称记):刚才看您彩排，您的身段是如此优美，步态如此轻盈，真让人难以相信您是一个古来稀的老人！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养生之道？

　　梅葆玖(下文简称梅):(笑)这也没有什么神秘的。我10岁跟着父亲和老师学戏，剧团是我的大学校。在国内外演出，我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全部都是父亲的言传身教。直到父亲去世，我继承了梅剧团。你们看到我功夫还在，是因为我这么多年来艺术实践一直没有断过，如果我一退休就在家里待着，什么事情都不干，人就真的会变老了。

　　记:您父亲的几个儿女当中，您好像是唯一继承梅派青衣艺术的？

　　梅:对。我是1944年正式拜师学戏的。我10岁生日那天家里设了个堂会，唱《三娘教子》，父亲让我上去演薛倚哥。我当时年纪还小，不懂得害怕，怎么唱怎么演，居然有板有眼。父亲和母亲在台下看了非常高兴，觉得我嗓音扮相都不错，有这个天赋。父亲便指着一尊木头小雕像让我拜。记得当时我还嘀咕:“一个小木头人，有什么好拜？”父亲说:“什么木头人？那是祖师爷，快拜！”抗战期间，也就是“梅兰芳蓄须明志”那段时间，父亲不演戏了，天天待在家里看我学戏。但他从不插手，只是让我好好听老师的。

　　记:抗战胜利后您父亲就重新回到舞台了。

　　梅:对，父亲把蓄须一剃，又开始带着剧团到处演出。我算是剧团里面一个小主演了，每到一个地方，父亲让我先演3天，他正好休息一下，3天后正式上场。他演的时候我在台下观摩，我演的时候他在旁边给我矫正。我们还经常同台演出，演《白蛇传》，他演白蛇，我演青蛇；演《游园惊梦》，他演杜丽娘，我演小春香。在那一段父子同台的日子里，无论是艺术技巧还是演出经验，都是很宝贵的积累。

　　记:没有影响您的学业？

　　梅:解放前，演出主要还是集中在上海。我在上海的教会学校读书，哥哥姐姐和我读的都是震旦中学。父亲是个开明而爱好广泛的人，不愿意把我们送进专门的戏曲学校，他说这样的学校文化科目不全。在震旦，我们要学习代数、几何、化学，除了英文，还要学法文，压力挺大的。父亲认为受过这样的教育，即使将来不唱戏，也有能力做点别的。

　　记:震旦中学毕业以后，没有继续升学吗？

　　梅:没有。解放后，我成了梅剧团的正式成员，跟着剧团北上。周总理对父亲说，你的京剧团名气那么大，你应该带着团员们到全国各地去跟观众见见面。上了5年的教会学校，功课还不错。如果不是到处演出无法兼顾，我应该是要上大学的。

　　父亲很少过问外面的事。

　　记:解放后您成了团里的主力，1957年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有没有波及您的父亲和您的家人朋友？

　　梅:之前搞“大鸣大放”，我父亲都没有介入，他是京剧院院长，致力于艺术演出、培养学生，很少发表什么文章，因为他觉得搞艺术的人首先应该把本职工作做好。有同行发表文章，我父亲也会去劝他说，你这个还要考虑考虑，要从整个艺术发展角度看，不要太轻率。我父亲一心想的是把艺术搞好，把团队带好，除此之外很少过问外面的事。我呢，当时也在剧团里，很少到社会上去。大哥刚刚大学毕业，是搞工程的。二哥是搞文学的，在北京图书馆管理外国图书。“反右”虽然牵涉到方方面面，但我们毕竟才二十出头，与社会接触不多，所以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

　　记:50年代末60年代初，天灾人祸之下，您的生活苦不苦？有没有影响正常演出？

　　梅:苦，当然苦。当时要靠发下来的肉票、黄豆票和油票什么的来维持生活。不过，对我们这些主演算是很受优待的了。而且因为父亲还在世，经济上比较宽裕，家里要是肉少一点，他就带着我们一起下馆子去吃肉，补充营养。但3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一直呆在北京，没有再出去演出。生活那么艰难，我们有心思演，观众也没心思看了。

　　记:听说您和您的夫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结婚的？

　　梅:对。我们是1959年相识、1960年结婚的。她喜欢看戏，经常来看我的戏。现在，遇到时间长一点的演出，她都会陪着我去；一两天的，她就留在家里。

　　母亲怕我们会成为“画贩子”。

　　记:您的父亲梅兰芳先生是在1961年去世的，能不能谈谈当时的情况？

　　梅:父亲是死于心脏衰竭，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平时教学、演出太多了，很劳累，老喊胃痛，我们知识不足，也以为是胃病，其实是心脏出了问题。发病前他本来还要带团去新疆，忽然有一天夜里在家里觉得很不舒服，到了医院差不多就不能动了。一检查，4根大血管堵塞了3根。周总理知道了很着急，亲自嘱咐主诊医生说无论如何一定得把梅兰芳同志的病治好。

　　那时候的医疗手段不像现在那么先进，父亲前后在医院住了8天，到了1961年8月8日凌晨，就抢救无效逝世了。谁都没有想到会有那么严重，父亲自己还以为一出院就可以带团去新疆的。我想如果早一点发现，父亲是可以多活一些时候的。

　　记:您父亲去世后，听说您的母亲福芝芳女士几乎把所有的收藏和家产都捐了给国家？

　　梅:对，父亲经常出国，至交好友中名画家很多，他的藏品中不少是无价之宝。但母亲有她的忧虑:把这些东西留给子女，时间长了难免散失，不如献给国家，还能永久地保存起来。尤其是父亲的画——父亲自己也能画画，大英博物馆曾经出价600万英镑收购父亲画的《洛神》。母亲说难保我们不会成为“画贩子”，东卖一幅，西卖一幅，拿钱换“宝马”、换别墅，这有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理解母亲的决定，没有异议。

　　除了父亲的戏曲艺术，我手头上父亲的遗物就只有他在美国得到的一顶博士帽。不过以后还是要归还给国家的，绝不能让人说梅葆玖把他爸爸的帽子给卖了。(笑)

　　记:梅巧玲之后有梅兰芳，梅兰芳之后有您和姐姐葆玥，那梅家的年青一代中有没有喜欢京剧，可以接前人班的？

　　梅:本来是有的，但是“文革”耽误了一代人，我们的子女应该学戏的年代正赶上8个样板戏，男旦靠边站，老戏不让唱。我哥哥梅绍武的儿子很有条件，但是那个年代不让学，最终他选择出国了。现在就大哥的孙子梅玮能唱上几段了。梅玮正上着北大中文系，业余跟我学学戏，也算梅家隔代的传承吧。

　　演不了样板戏里的男角。

　　记:您父亲去世以后，您就正式接掌梅兰芳京剧团了？

　　梅:对，当时是文化部指定由我带团。从1961年起带了两年，1963年开始搞样板戏，老戏几乎都不能演了。到1965年就正式停止了，一直到1978年。

　　记:在这13年里面您没有再上过舞台？他们没有让您去演样板戏？

　　梅:没有了。他们说老戏专讲“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残余大毒草，都要受批判。我是个男旦，练的是小嗓门，没有大嗓门，也演不了样板戏里面的男角。于是他们就让我去做幕后工作，我喜欢音响，就派我管音响。我到现在还是音响发烧友。

　　记:当时您心里不难受？

　　梅:我这辈子，最大的考验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了。一开始也整天郁闷，不理解怎么就唱出罪名来了呢？后来一想，我也就唱点老戏，放点“毒”，“敌、特、叛”一个都挨不上，我也没反“三面红旗”，而且我才30多岁，当时被整的老先生多了，我算老几？当时主要是批整个京剧界，批帝王将相，不是我个人的事。

　　记:有没有想过您的艺术生命会到此终结？

　　梅:当时什么也没想，只要他们别找我麻烦就行了。家里也没什么事，总理把我们家保护起来，父亲的东西都让搁到文化部去，以防抄家的时候被破坏掉。批斗主要是在剧团里，被剃“阴阳头”的都是马连良、盖叫天、周信芳那些著名的老艺术家。我在年纪、资历上属于“第三梯队”，最多也就站着陪斗。父亲已经过世了，他们也批斗不着。不过要是他还在世，恐怕也躲不过。

　　记:您有没有被下放劳动？江青没为难您和您的家人吗？

　　梅:后来是下放劳动。劳动就劳动，没关系，我身体好，顶得住。我们被“发配”到北京城郊，文化部属下的京剧团、评剧团、梆子团、曲艺团、杂技团、歌舞团什么的都得去，大伙儿也挺高兴，因为又聚在一处了，一起插秧、割稻什么的，还学唱革命歌曲。那些年倒把我的身体给练出来了。

　　江青是一个很霸道的人，对传统的东西全都排斥，要自己开辟新纪元。幸亏毛主席跟我父亲的关系很好，他和周总理每年都要在怀仁堂听我父亲唱戏。毛主席多次说:梅兰芳是爱国的。所以江青也不敢对我们怎么着。

　　记:“文革”期间，您想过今后还能唱戏吗？

　　梅:也不是非要唱，不让唱就不唱。不让唱的又不止我一个，我干嘛死乞白赖地要唱。没有过不去的事儿，我从来不较真。那时候，就算在农场改造，我也是哪根香蕉大，先吃哪个，哪颗葡萄大，先吃哪颗。要不然你说怎么着？人生就是到哪儿算哪儿呗。“文革”结束后，让我重新登台唱戏，我开始心里还琢磨呢:到底唱不唱？唱了回头你们又斗我、批判我？

　　记:但是你毕竟整整13年没有上舞台，这舞台是您的生命哪！

　　梅:这个我也觉得很可惜。从30多岁到40多岁，正是艺术上的黄金时代，要是可以唱的话不知能排出多少好戏来！等到可以重新上舞台都已经四十五六岁了，因为小时候的功底扎得深，所以感觉还可以。但一直到50多岁，嗓子才完全恢复起来。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梅剧团重建以后，我又带着剧团在国内外演出。好多老华侨都感慨地说，想不到你还真接你爸爸的班了。

　　传统戏曲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记:从艺术的角度上，您怎么看待京剧“样板戏”及“后样板戏”——《杜鹃山》、《磐石湾》、《龙江颂》、《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等？

　　梅:我觉得唱腔上都不错，比现在的新剧要好。当时是把样板戏的创作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的，集中了全国最好的演员和编导，跟磨砂纸似的一磨再磨。而且，像于会泳他们，本身是很懂地方戏的，编起曲来恰到好处。撇开政治上的因素，样板戏在艺术上是可以的。

　　记:很多文化学者一提到今天京剧的命运就大感焦虑。您怎样看待京剧的未来？

　　梅:十年动乱，好演员、好导演、好文人给整死了多少！京剧受到了很大的致命伤。戏曲艺术在国内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那是因为现阶段国内观众的文化水平、欣赏水平都不够。我们不能怪观众，等普遍的文化素质和欣赏水平提高了，他们还是会回过头来喜欢我们的本土文化的。

　　我们带团出国，发现国内国外完全两样，真是“墙里开花墙外香”！我们的京剧被提到与歌剧、芭蕾舞相当的地位。外国朋友到中国看中央台，看到流行歌舞觉得很不理解，问为什么不播京剧，京剧扬名国际，难道你们中国人自己不看吗？

　　记:21世纪，戏曲艺术受到多种新兴娱乐方式的冲击，似乎正在走向衰落。您有什么振兴传统戏曲的良方妙策吗？

　　梅:我觉得，今天的京剧和其它传统戏曲正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胡锦涛、李长春等中央领导都很支持我们，全国各省市11个大京剧团，30多个地方剧种，国家都决定投入力量扶持起来。地方戏由地方扶持，京剧由中央直接扶持。

　　不跟人叫劲，不和人争执。

　　记:我们知道您的兴趣非常广泛，手也非常巧，如果不是您父亲的缘故，您会选择唱戏作为终身职业吗？

　　梅:从祖父梅巧玲到父亲梅兰芳再到我，都是搞京剧的。我从小就听父亲的唱片，看父亲的剧照，觉得非常好听非常漂亮。在这样的氛围下，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唱戏的。

　　记:如果不是生在梅家呢？

　　梅:(笑)那就难说了，可能我会去搞技术，搞摄影，开车什么的。我现在71岁了，车本还有几年到期，平时和家人出去玩，看个朋友，都是自己开车。我也不跟人飙车，就慢慢开着呗。

　　出了名也有出名的累，到了外面还得端着。不过，非应酬不可的时候也去应酬一下，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当了一辈子的演员，背了一肚子的书文戏理，社会上的这一套还吃不透？我从不跟人较劲，也从不和人争执。该吃吃，该喝喝，问题解决不了搁明儿再说。现在是和谐社会嘛，咱怎么和谐怎么来。还是那句老话，“别招老爷生气”！你们刚才不是还夸我“艺术青春常驻”吗？除了小时候的功底之外，心态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