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让“美国将遏制中国”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03日07:25 新京报

　　米尔斯海默等现实主义者犯了对历史进行简单类比的错误，其对历史经验的运用也不恰当。在近代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新旧强权之间的战争。美国的崛起就是一个例证。

　　复杂的关系恰恰不能采用遏制的政策，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美国像当年遏制苏联那样遏制中国几乎没有可能性，不仅美国的盟友不会追随其后，即使是在美国国内，遏制中国的政策也不可能像当年对苏遏制那样得到民众和两党的一致支持。

　　“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的分析成为许多现实主义者预测未来中美关系的经典依据。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声言，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决定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他引证历史言之凿凿地说，任何新崛起的强权都会在取得地区霸权之后，进而要求世界霸权，从而引发与原有霸权国的战争。20世纪三大强权，即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崛起都引发霸权争夺战，因此从地缘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出发，中国和平崛起是不可能的，美国也不会容忍中国的崛起，而很可能用当年对付苏联的办法对付中国。

　　但是，米尔斯海默等现实主义者犯了对历史进行简单类比的错误，其对历史经验的运用也不恰当。在近代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新旧强权之间的战争。美国的崛起就是一个例证。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并没有引发与原有霸权国英国的冲突，相反，双方实现了协调。英国之所以乐见美国的崛起和主宰西半球事务，原因有三：其一是德国这个日益强大并咄咄逼人的更危险的敌人的存在转移了英国人的“视线”，使英国无暇顾及美国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美国的支持与合作。其二，美国并不谋求对国际权势、领土和资源进行再分配，而试图通过修正原有的国际政治规则来谋求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美国并不谋求挑战英国的核心利益。第三，是英美两国在文化和制度上的亲缘性使双方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合作，避免了国际局势变动过程中因误解而导致的矛盾和冲突，并有助于建立双方的互信。

　　当前的中美关系与当年的英美关系既有共性，又有不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猖獗至少在目前来说比应对中国的挑战对美国决策者来说更迫切，在一定意义上有转移美国注意力之效果，以至于一些对华鹰派力量惊呼中国在利用这一机会“扩张”势力。就第二方面而言，中国并不谋求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不会像当年的德国和日本那样谋求通过武力独占资源和重新分割世界，恰恰相反，中国试图融入现有国际体系，接受现有国际规范，充其量是谋求在融入国际体系之后通过协商的方式对体系规则进行修正。就第三方面而言，中美之间虽然在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差异巨大，双方不具有英美那种文化和制度上的相似性，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结果导致两国差异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伴随中国国内改革进程的加快，双方的差异并不能构成不可克服的障碍。

　　现实主义的预言家们的第二个错误在于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盲目自负与“科学的傲慢”，即相信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对国际政治进行精确的分析和准确的预测。然而，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超出所有国际政治家的预测甚至想象之外，让最杰出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大跌眼镜，也暴露了以科学自诩、以预测见长的国际政治理论的贫乏。人类社会毕竟不同于自然界，因为人是有理性的，现实主义理论忽视了人的理性，特别是人的自主选择性。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历史的一切现象都是人选择的结果，没有什么铁的规律和不可避免的宿命。

　　当前，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是接触加防范的两手政策，通过接触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通过防范对中国未来的不确定走向加以戒备，美国近年来军事与安全战略的一系列调整就是这种防范战略的一部分。但需要明了的是，防范不是遏制，至少目前美国并没有一个遏制中国的既定战略，用美国冷战时期对苏联的遏制战略来比附和理解目前美国对中国的防范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如果我们相信美国正在遏制中国，那么中国的反应只能是反遏制，而这种反应的结果最终将导致中美之间真发生对抗。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警告一些美国人，如果把中国当作敌人，那中国真的就会成为一个敌人。其实，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人对美国政策的看法，“美国将遏制中国”完全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其实，即使有些美国人想遏制中国，也是枉费心机。中美之间广泛的共同利益和越来越深的相互依赖会使遏制政策像飞去来器一样也会伤害美国自身，同时中国的崛起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自“9·11”以来，中美之间在反恐、朝核、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地区安全、联合国和全球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的交往也急剧扩大，这种共同利益构成了稳定中美关系的基础，这一基础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更迭而消失，更不会因为某些鹰派官员和学者的言论而改变。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美之间只有共同的利益而没有分歧，事实上，众所周知，中美两国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即使在具有巨大共同利益的领域，分歧也广泛存在，甚至非常尖锐，如中美经济关系一直被视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但自中国加入世贸之后，两国贸易争端和经济摩擦大有增多之势，可以预见，随着两国关系的加深，贸易摩擦可能更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恰恰说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成熟性，用布什的话说，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关系”。

　　而复杂的关系恰恰不能采用遏制的政策，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美国像当年遏制苏联那样遏制中国几乎没有可能性，不仅美国的盟友不会追随其后，即使是在美国国内，遏制中国的政策也不可能像当年对苏遏制那样得到民众和两党的一致支持。

　　中美关系不大可能回到全面的对抗，但也不可能像上世纪80年代后期那样蜜月般友好。中美之间将是复杂的、正常的大国关系，既有合作又有冲突，既有广泛的共同点，又存在重要的分歧，甚至摩擦不断。对中美关系盲目乐观和盲目悲观都是错误的。中美之间能否避免冲突，不仅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反应，同时还取决于中国自身的行为。对中国来说，应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仅把和平发展作为一种战略，更重要的是作为我们追求的国家目标，使其成为中国人民为人类历史做出的一大贡献。

　　还是那句话，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中美最终是伙伴还是敌人，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中美两国的政治家们都应时刻牢记这一点。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