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文艺小分队在鬼子炮楼下演出

　　图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张非

　　人物小传：张非，1918年9月出生，1939年3月参加革命，1942年11月入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陕公剧团、华北联大文工团团员，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演员、组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勋章。

　　抗日战争期间，一支由我军艺术家组成的文艺“轻骑兵”，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深入敌后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瓦解敌人，取得显著成绩。6月中旬，我们赶到抗战老战士、我军著名艺术家张非家里，听他讲述那段鲜为人知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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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为把华北建成他们进行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从1941年到1942年，在华北连续五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以“扫荡”和“蚕食”相结合的方式，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一时间，我华北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形势。晋察冀军区除北岳腹地外，到处都是敌人修建的据点、炮楼和封锁沟。用老百姓的话说：“炮楼都修到炕头上了。”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我八路军全面分析了敌我斗争形势，果断做出决定，组成文艺小分队，挺进到敌后开展政治攻势。1942年秋天，我所在的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组成由丁里任队长的文艺小分队，深入到当时敌人占领的保定附近举行小型演出，直接向敌占区的群众和伪军及其家属展开宣传、教育和争取、瓦解工作。

　　我们要到敌人眼皮底下演出，首先得通过敌人的封锁沟和封锁墙。封锁沟一般深达五六米，宽九米，而封锁墙高度接近十米，沟内、墙边都埋有地雷，间隔一公里左右还设有据点、碉堡。平时敌人在据点里可以观察沟、墙附近的风吹草动，一有情况立即用机枪进行扫射或出兵袭击。

　　“这些困难没有吓倒我们。我们昼伏夜出，长途跋涉，利用攀援绳索、搭设人梯等方式，顺利地越过了一道道封锁沟和封锁墙，来到了敌后。”说到这，张老露出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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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敌后举行的第一场演出，是在离敌人据点不到1公里的一个村庄。白天站在村里，连敌人炮楼上的“膏药旗”都看得一清二楚。村里的百姓们听说我们要来演出，早早地就等在提前准备好的一块空地上。

　　我们准备的第一个节目，是小话剧《张大嫂巧计救干部》。内容是一个区干部被敌人堵在村里后，跑进张大嫂家。正在烙饼的张大嫂让他蹲在锅台边烧火。不一会儿，敌人闯了进来。敌人盘问没有发现破绽，便搜区干部的身。这下子张大嫂可捏了一把冷汗，因为她看见区干部进来时手里拿着枪，结果愚蠢的敌人什么也没有发现。原来区干部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枪卷进了大饼里。

　　台上演员演的惟妙惟肖，台下观众看的如痴如醉，一下子拉近了八路军和群众的感情。我们每到一处演出时，特别注意收集创作素材，然后根据具体情况临时编写歌曲、快板等。由于说的都是老百姓身边发生的事，所以特受群众欢迎。有首反映伪军不甘当亡国奴的歌曲叫《水流千遭归大海》，由邢野作词，我谱曲。歌词大意是：“上有青天下有父母在，手拍良心我不用表白，只要是我站岗，油盐粮食尽管运吧，别忘了把胜利的消息带过来……”这首歌很快在敌后流传开来，群众会唱，伪军也能哼。

　　为了增强宣传效果，一次我们直接跑到一个由伪军驻守的炮楼底下，面对面对伪军发动政治攻势。我们以快板、喊话和唱歌的形式，讲形势、揭谣言、摆政策，对做了一点好事的伪军进行表扬，对做了坏事的进行批评，并且都是指名道姓有根有据。这时候炮楼上静悄悄的，一看就知道伪军们在认真地听。

　　“驻保定的日军指挥官得知，我们竟敢在他们后院进行演出，气急败坏，几次突袭我们。但在群众的掩护下，他们几次围堵都扑了空。”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张老感慨地说，“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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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政治攻势，使敌后群众深受鼓舞。我们每到一处，当地群众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拿出烙饼、鸡蛋、核桃，往我们兜里塞。演出结束后，为让我们能够迅速撤离，老乡们主动帮助我们收拾行李，还派人给我们带路。

　　有一次，在演出回来的路上，我患上了疟疾，实在走不动了，小分队领导就临时把我安排在一个离敌人炮楼不远的开明地主家里。我当时烧得很厉害，昏昏沉沉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时，我不免感到有些紧张。这个地主说：“你放心好了，我也是中国人，看了你们的演出，我更加坚定了为抗日做些事情的决心。”果然，他像对待家人一样照顾我。

　　我们的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个伪军化装后偷偷跑出来，混在群众中间看演出，回去后再也提不起精神来。有的伪军直接托人给武工队捎口信，说再也不干坏事了；还有一些伪军干脆当起了八路军的情报员。

　　“政治工作真是威力大啊！”最后，张老说，“我们就是这样，通过演出开展政治攻势，为主力部队的大反攻，为彻底把敌人赶出根据地创造条件。”（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