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长班”与“新加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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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媒体披露，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有一个“中国市长班”，据该校校长称，从2001年起至今，“中国市长班”已培养了数百名中国官员。

　　其实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在发展模式上的新加坡印记一直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尽管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国情与人多地广的中国迥异，但新加坡在全球化时代独特的因应方式(如西方教育、企业制度与“亚洲价值观”的共处，自由市场体制和威权主义体制的结合等)，以及它作为亚洲“四小龙”的履历(国民普遍富裕，人均年收入超过两万美元)等，都是中国很感兴趣的地方。

　　“新加坡经验”的缔造者李光耀曾留学英国，据笔者的观察，所谓“新加坡经验”的源头在英国。李光耀从英国学到了三样东西:法治精神。李光耀在英国学习法律，接受了西方的法治思想——费边主义。费边主义弃革命而取渐进式变革道路，李光耀赞同和平的改良，曾经对新加坡主张“革命”的“左派”采取了严厉的压制政策——社会主义理想。1977年，李光耀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称自己信仰“老式的社会主义”，即给予公民平等的机会来显示他们的才能和为自己获得财富。为实现这个目标，李光耀在新加坡推行强政府施政模式和集体主义的“亚洲价值观”。

　　在一些西方学者眼中，新加坡展现的是一种“非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李光耀用严峻繁复的法律管理着居民们的储蓄方式、居住模式、上班行车模式、在阳台上种养植物的方式、言论模式、交往方式和商店招牌的挂法、定期粉刷房屋外墙的时间。强势的新加坡政府以“市政管理”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可以说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不过李光耀认为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仁慈的。李光耀的政治理念部分来自中国的儒式政治理念，在执政风格上他很像一个刻板、严苛的家长。新加坡人固然可以衣食无忧，但终归感觉生活得有点拘束和沉闷。

　　当然，并不是不走“新加坡道路”就没有出路，在政治上更为多元、开放，言论尺度更大的以色列同样也能在一穷二白、强敌环伺的环境中崛起为一个富强的国家。

　　对于中国来说，除了可以借鉴新加坡的某些经验，欧美国家乃至日本，也都是可以学习的对象。我们也要注意到新加坡的社会发展理念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它的新一代领导人强调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要在政治上逐渐引入更多的竞争和扩大言论空间，这些当然也将成为一种新的“新加坡经验”。

　　(原载《新京报》，作者庄礼伟，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