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职员到香港立法局议员范徐丽泰从政心路(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04日15:21 新华网

　　导视：

　　她从一名普通大学职员到香港立法局议员

　　一次不畏强权、为港人利益鼓与呼的表现让她一举成名。

　　范：我发觉这个绝对是英国政府利用香港人来替它付账，它去请客。

　　她驰骋香港政坛20余年，见证并参与了香港历史的一个个重要时刻

　　范：这一次我这个宣誓，我必须要挺直腰，表现出我们香港的中国人的志气。

　　作为女人，作为母亲，作为香港重要的政治人物，她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心路历程

　　面对面王志专访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

人物介绍：

　　范徐丽泰

　　1945年生于上海

　　1974年在香港理工学院任职

　　1983年9月任香港立法局议员

　　1998年至今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

　　同期: 在香港立法会会议室, 范徐丽泰给一群来参观的小学生讲解立法会的运行.

　　字幕：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会议室

　　范：官员一定要很熟悉这个题目，如果议员比官员熟悉的话，议员随时都会问到官员无法回答的问题。回答不了是不是就不行了呢？不要紧有办法，官员可以说我手上有这些资料，我可以作书面答复。

　　解说：这是一个普通工作日, 上午十点, 刚刚处理完手头的公务, 范徐丽泰就赶来给一群参观立法会的小学生做情况介绍。

　　小学生：你平时几点钟起床？

　　范：一般是七点，有时六点。

　　小学生：这么早工作有精神吗？

　　范：年轻时我一般睡八到十个钟头，年纪大了，不需要睡那么长时间。

　　解说：几乎每天，立法会都要接待来参观的学生和市民。身为立法会主席的范徐丽泰，每周都要从自己紧凑的时间表中安排出一个小时亲自讲解。这已经成了她的一个惯例。这些年来，参与立法会日常管理之外的社会活动是范徐丽泰的一项重要工作。

　　记者：您每天都这么忙吗？

　　范：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今天就整天都是在这里，可是平常有一些开幕礼、社团的联欢会，这些我也要出席。所以，平常有的时候要八点钟、九点钟才能回家.

　　记者：标准是什么，什么是该去，什么是不该去，什么想去，什么不想去？

　　范：其实呢这没什么大的标准。就是一些团体，我以前出席过的，那么以后如果能够赶得及的也会去。那么妇女（团体）得去，年轻人的（团体）、青少年现在很喜欢，他就请我去评说，去给他们讲一些事，讲一讲立法会跟老百姓的关系。

　　解说：范徐丽泰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中为数不多的女议员，从1997年的临时立法会到后来的三届立法会，她连续担任主席职务。多年来，范徐丽泰一直是香港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之一。

　　尽管如此，公务之外，范徐丽泰还是喜欢和普通市民一样在热闹的街市上购物、散步，住在香港岛的市民，经常可以在街道上与范徐丽泰不期而遇。在香港，许多人都亲切地把范徐丽泰称作范太。

　　范：我现在没有工作，我是全职的议员，那我怎么去明白基层呢。所以我就是通过很多日常的活动，比如到市场上去买菜，我们做家庭主妇一定要去超市。有的时候我去，她们认识我，跟我讲讲话，谈谈。她们心情不好的时候，话就多一点，心情好的时候就另外一种话题，比如教我说你这个肉是要用来煲汤的，就不应该买这个，应该买那一种肉，没有这么胖，这个汤清一点，很多人给很多好的介绍给我。

　　记者：对，他们告诉我，经常在路上，在马路上能看到你。你不担心吗？

　　范：担心什么？

　　记者：安全。

　　范：我有什么安全问题，我现在香港有范徐丽泰，跟没有范徐丽泰，没有什么大分别。没有人想要对我不利，比如说在选举期间，有人反对我的，他走过来骂我一顿甚至打我一拳。骂我，我就笑着对他说，不要这么老（生）气吗，发生过的，真的发生过的。

　　记者：真的发生过？

　　范：真的发生过，他是因为我们议会里边有一个议员的行为，他很不满意，他就来骂我，骂了5分钟，我就让他骂，我告诉他，你看人家走过都看见你，你这个样子，也不好意思，人家会觉得你这样不对。没事的。他如果打我，那我要感谢他，因为给人家打了之后，你这个人居然去打一个女人，选举期间我的选票一定多，同情分高。

　　解说：立法会里各个党派的议员发表政见时，经常剑拔弩张，针锋相对。范徐丽泰作为立法会主席，在会议期间要保持中立立场，维护会议正常有序的进行。

　　香港立法会的某位议员,曾经屡次挑战立法会议事规则的底线。甚至在行政长官发表施政报告时进行抗议干扰。这已经超出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的容忍范围。

　　(同期资料：范徐丽泰宣布和行政长官退席，休会，对于该议员劝其退席。保证会议正常进行）

　　某议员：董先生我要表达我的意见。

　　范：这个时候不是你表达意见的适当时间。

　　某议员：我要对董先生抗议。

　　范：各位议员、董先生，我同你一起退席，董先生这边走。

　　记者：但是您习惯这种氛围吗？就是有不同意见，有争吵？

　　范：这个我很习惯，其实做了这么多年的立法会主席，一向都有不同意见的。用雄辩滔滔的方法说出来，这个我觉得是好事。那么让老百姓自己选择，明辨是非之后觉得谁讲的有道理。可是有一件东西有的时候就不大好了，就是互相之间大家有一种谩骂的情况。那么这个谩骂的情况对老百姓来说就觉得你们这批人，哎呀，自己人打自己人，好像就不是在为我做事情。

　　记者：您坐在台上，您担不担心这种争吵会影响到自己的威信？

　　范：我不担心，因为我无能力去控制他。议员们要在会议上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感受，这个是议员的自由，议会最讲究的一件就是言论自由。所以，他们要怎么样子去做，他是绝对有这个自由，只要他不违反议事规则。如果违反了议事规则，那我就必须要尽我的责任就去做出裁决，或者是去采取一些议事规则里边给我的可以做一些罚议员的做法。

　　那么如果他们所做的事情，令我们整个议会的信誉受到影响的时候，那我当然作为议会的议员，我一定会受到影响的。可是我也不会浪费时间去担心。

　　解说：范徐丽泰1945年出生于上海。4岁时她随全家一起搬到香港居住。此后，她的人生道路十分平常，在这座飞速发展的东方大都会里，她接受了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按照范徐丽泰后来自己的描述“她当时读书资质不高、体育不出众，也更没有什么姿色”。

　　1973年，从香港大学毕业之后，范徐丽泰在当时的香港理工学院做了一名普通职员，她的生活依然平静，和同龄人一样结婚成家，生儿育女。

　　1983年，范徐丽泰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终于出现了。当时她担任香港理工大学学生辅导处处长。这年正值香港立法局换届，一天，范徐丽泰突然收到了港英政府的通知。原来，当时的香港总督尤德想委任她担任港英当局立法局议员。

　　记者：那您当时第一反应呢？

　　范：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是我呢？我对政治一向没有兴趣，我也没有参加什么政府的一些咨询委员会等等。我没有。我就是一向自己做我在学院里边的工作。

　　记者：那一定是你某种才能在某种场合得到了显现，或者说别人知道你。

　　范：其实如果这么说，我自己也想过，一个可能性就是尤德跟我，跟其他几个人吃过一顿午饭，在吃饭的时候他就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当年的年轻人他们对工作环境并不了解，我们有什么办法帮助他们在没有离开大学之前已经对这个社会有点了解。那么当时大家都有各种的意见，有的是非常宏伟的计划，那么轮到我的时候，我说很简单，我就说我就去找一些公司，请他们用很低的价钱请一些学生去学习，那么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边，做最平常的工作，比如帮手运东西、送文件，这样他就理解人与人之间工作同事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一个很平常但是做起来很容易做的一个建议。当时尤德的反应也好像是，这个倒也行得通，可是没有什么大的回应。所以，我不知道跟这次的午宴有没有关系。

　　记者：我看到书中也说到这一段，感觉好像是您的先生帮您决定了这件事情，而不是您自己来决定了这件事情，是这样吗？

　　范：其实也不是这样子，我的上司非常支持，工作上的。那么到了家里，我讲了之后，其实我自己没有信心，我很坦率地说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我要进一个立法局，当年的立法局是高高在上的。

　　那么我的先生就跟我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你去学习学习吧，做得不好，两年之后人家也不会委任你。所以，当时就用一种学习，很谦虚的心情去参加这个工作。

　　解说：在殖民地时代，英国政府任命的香港总督在香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立法局作为殖民地当局的议事咨询机构，成员全部由总督来任命。一般说来，总督委任的立法局议员都是当地的社会名流或者经济实力雄厚的商人。普通教师出身，没有什么政治和经济背景的范徐丽泰在这个权贵俱乐部里显得有些特别。

　　记者：你第一次走进议会当时的心情，你看到议员们坐在台上，那你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的时候，你怎么考虑？

　　范：我当时接受了这个位置之后，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希望在香港的教育制度方面，尽我一份力，希望改进我们的教育制度。所以，我第一次走进议会厅其实就没有什么准备，因为它那一次的会议很奇特，并不是平常的会议，是忽然之间召开的。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个银行给挤提，影响整个香港金融的系统，所以港英政府就立了一条法律，提了一条法律，就立刻开立法会三读通过，（政府）接收了这个银行，就让它可以挤提平复下来。所以，那一天完全没有心里准备，要我来开会，那么我就来了。

　　那么来了开会除了宣誓就职之外我什么都没做过，就是举手支持这条条例的通过，也没有发过言，也没有什么，可是那一次就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记者：什么笑话？

　　范：就正如我刚才说的，立法局当年是高高在上，所以男的都是西装笔挺，女的都是套装，穿得非常好，每一个人都如此。只有我穿了一件短袖的衬衫、衬衣，然后就一条大花裙子，一对凉鞋，就进去了。所以，第二天就成为这报上一个取笑的对象。

　　记者：好像你的口才一开始也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样？

　　范：其实我这个人，年纪轻的时候我是很内向的，我不大愿意讲话，对于要上台演讲更是有一种恐惧感。所以，我开头第一年做这个立法局的时候，其实我是很辛苦的，比如说第一篇在立法局里边的发言，我一路讲就一路抖，抖到三篇之后，一共有八篇字，后边这五篇字就完全听不见了，因为我已经抖音到了口，从脚一路抖到口。

　　解说：从政之后，范徐丽泰一直关注于自己熟悉的教育事务。在她提议下，香港政府大幅度提高小学教师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这对提升本地基础教育质量很有好处，但是此时，香港市民对这位年轻的女议员还是没有太注意。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场国际风波让人们对这个看似文弱的女议员刮目相看。越南战争结束后，大批越南难民逃亡。港英政府不顾港人的利益和意愿，担当起“第一收容港”的角色，香港前后接待过20多万名越南难民。数以万计的越南难民长期滞留香港，给这个弹丸之地带来了沉重负担。而美国作为越战的发动者，不但要求香港收容难民。而且针对遣返非政治难民问题，不断批评香港。

　　面对内外压力，没有多少外交经验的范徐丽泰率领立法局代表团出访英美两国，介绍香港的困境，她又与美国右翼议员展开公开辩论。此后，美国舆论就很少再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范徐丽泰不畏强权、为港人利益鼓与呼的表现让她一举成名。

　　记者：范太当议员的时候，就像您自己说的，你可能对这些规则都不懂。但是您所做议员的最初的开始，所做的几件事情都给香港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您觉得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做一个议员要有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做好？

　　范：我其实觉得做议员要带着心来做，这个心就是为市民做事情。

　　将这个责任也是明确地放在有责任的一方，这个就是我所做的事情。当时越南船民的事情就是这样，因为我了解了整件事的过程之后，我发觉这个绝对是英国政府利用香港人来替它付帐，它去请客，得到尊重人权的美名，这个是不对的。你要请客你自己给钱，香港人替你给的钱，你应该还一个公道给我。所以，当时我的态度就是批评英国政府，我也批评美国政府。因为美国政府当时在国际会议上说好了，所有到香港来的越南船民，西方国家都会收他们到他们国家里去定居，可是后来并没有这样做，弄成很多很多数以万计的越南船民寄留在香港，而香港又要给钱，照顾他们的起居饮食，这是不公平的。

　　记者：但是问题是当时的英国当局它是站在美国的一边，而您是港英当局委任的一个议员？

　　范：在我来说无所谓，我不是议员的话，我就没有这个责任要去为香港人说话，为香港人争取。

　　解说：从1983年开始，范徐丽泰连续担任立法局议员。但是1992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年，英国政府任命彭定康出任香港总督。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接触，范徐丽泰发现自己与新任总督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她于是主动辞去了所有职务，专心做一个贤妻良母，尽自己10年来对家庭未尽的责任。

　　记者：因为压力才离开的吗？

　　范：不单单是因为压力，因为功成身退，因为跟港督大家道不同不相为谋。第三，我觉得自己也做得差不多了，也很辛苦了，不如就休息一下吧。

　　记者：当时你提出来要辞掉以后，彭先生的反应呢？他同意吗？

　　范：同意，同意。

　　记者：你意外吗？

　　范：不意外，我觉得他会很高兴接受我的辞呈的。

　　记者：可是当时香港一些人的眼里，范太你是很得当局的信任，或者说你是亲英？

　　范：对，其实就是因为我是委任的议员，你既然是委任的议员，而且英国的港英政府委任你，而你是应该亲英的嘛，这是一个很简单直接的看法。正如后来我接受了人大常委会的委任做预备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他们就觉得我现在忽然就变成亲中了。其实来来去去在我来说我没有改变过，我只是想为香港人做点事。可是在他们的看法里边，简单的看法里边就是亲英。

　　解说：　1984年，中英双方达成了移交香港主权的声明，但是香港的回归之路并不平坦。回归前夕，英国政府按照以往撤出殖民地的一贯做法，试图在过渡期让香港的政治体制发生巨大变化，1993年7月，在没有与中方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英方强行推出香港政治改革方案。

　　为了保证香港的平稳过渡，中国政府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刚刚离开政坛不足一年的范徐丽泰应邀重新出山，担任筹委会委员。在香港回归前夕的1997年1月，范徐丽泰被推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主席。

　　记者：好不容易退出了为什么要回来？

　　范：当时我很明白，这个临时立法会的工作非常艰巨，而做这个主席一定不会好做。

　　可是如果我因为怕难而我不愿意出来，我躲在后面，我自己将来会后悔，我不愿意我自己老的时候觉得我做少了，我可以做的事我没做。

　　解说：这段日子里，作为临时立法会的核心人物和主要发言人,范徐丽泰极为繁忙，她从一个英国人任命的立法局议员转变为未来香港的临时立法会主席，香港本地舆论对她褒贬不一。

　　记者：可能现在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来谈这个问题是很轻松的，但是我想回顾一下当时到底有多难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范：其实当然是很难，开头的时候我也经过了一个很，非常辛苦的阶段，我并不习惯有这么多人骂我。比如说范徐丽泰她是香港的江青，这个话很重的，因为我们香港人对江青的印象是一塌糊涂的。所以，又说我的服装、我的发型，完全是学大陆化。其实我的服装从来没改过，我没有买什么内地的衣服，我的发型其实很简单，我当时要来回香港、加拿大、北京，我没有时间去理发，所以就让它长了，直的长头发，就是这样子，可是很多这些话。

　　开头的时候，这些当然人身攻击你是没有办法去回应的，可是有的时候是错误的报道，那我曾经想去解释，可是发觉解释了之后，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解释了之后，大家就将你这个解释里边断章取义，再批评你。后来我慢慢慢慢我就醒悟到一个道理。

　　记者：什么道理？

　　范：这个道理就是在人家控制的范围之内，我不能控制的事情，我不再去担心。记者：您可以这么想，但是您的家人，他们同样生活在香港，他们可能会因为你的这种变化而带来新的压力。

　　范：比如说我的婆婆，她就非常的（受压力），有的时候就跟我说，谁呀谁呀，亲戚们打电话来都很不高兴，很为你抱不平，电台里边这么讲，完全不合理的。我就告诉她，你们不要气啦，打电话到电台里去，不一定有用。因为电台里先问你，你想支持她还是想骂她，今天想骂你的话，支持的人都不会让他讲的，都是放一些骂的人进来的，所以我叫她们也别紧张。那么我的孩子们，在当时的情况，无论我做什么事情，我是他们的妈妈，他们还是爱他们的妈妈的，无论如何。所以，他们也不会令我将他们所受到的一些东西来跟我讲，有时候他们可能互相讲讲，互相开解，我相信他们一定有时候有压力，可是他们没讲。所以我的丈夫是非常难得的，他非常支持，他甚至于开解我说，他说没问题，做一个政治人物你必须要有新闻，坏的新闻比没有新闻更好。

　　解说：1997年7月1日，中国正式收回香港主权，范徐丽泰和六百多万香港人一起见证了那个辉煌的时刻。这是一百多年来，香港人第一次当家作主，主宰自己的命运。

　　范：在特区成立的大会上，我们一批临时立法会的议员也在台上做出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宣誓，也是一个承担。那么这个我们永远会，我想每一个人共同的一个回忆。不但是我们那些在现场的人，在电视旁边的人，中华儿女也是一个共同的回忆。

　　记者：我们现在可以找到那个录像，但是我们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范：我在想什么？当时啊？我在想我千万不要念错字。我在想当时我在没有上去之前我就说，这个是一生人只有一次的，将来也没有这个机会的了。所以，这一次我这个宣誓，我必须要挺直腰，表现出我们香港的中国人的志气。最重要的千万不要漏了一个字，或者念的这个音调不正。可是结果还是有人告诉我念得不大好。

　　解说：从1998年7月开始，范徐丽泰连续当选第一届和第二届立法会议员，这两次都是通过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2004年8月，第三届香港立法会选举在即，此时，范徐丽泰做出决定，首次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分区直接选举。

　　范徐丽泰第一次组建了自己的竞选班子，一些市民志愿帮助她竞选，范徐丽泰和这些义工一起走上街头，面向市民宣传拉票。

　　记者：为什么第三届还要选呢？

　　范：我这个选第三届，不是选主席，是选议员，因为你要做主席先要是一个议员。我是去选直选。因为其实我从临立会开始，我就想参加直接选举。

　　记者：但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想法呢？我一定要参加这个直选，你想给大家做一个榜样还是？

　　范：我倒不是为了大家，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心愿，当时我选举参选的时候，我第一个担当出去就是写我为何参选，我就解释我有一个心愿。我做了这么多年，开始是委任委员，后来是选举委员会。我从来没有机会问一问香港的选民，你是不是要范徐丽泰继续下去。所以，直选，因为所有的区里边登记的选民，18岁以上登记做选民的人都有权投票，所以我就是请他们代我做一个决定，是不是继续下去。

　　解说： 2004年10月，范徐丽泰成功当选为第三届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

　　22年的从政生涯，范徐丽泰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在她看来,这得益于自己的亲人特别是丈夫的支持。范徐丽泰的丈夫范尚德是香港金融界人士。在妻子参加的许多社会活动中，他都会陪伴在左右。

　　记者：但是作为一个女性来说，会不会觉得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工作会有所遗憾。

　　范：没什么遗憾。

　　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在这一方面，我的丈夫对我非常好，我的儿女虽然我们常常看事情不相同，可是我知道，他们也知道，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我的婆婆对我照顾的几十年，现在还继续在照顾我。

　　记者：怎么实现这种角色的转换？还是公众的眼里的范太是不真实的？

　　范：回到家里就是我完全放松的一个情况。甚至于有的时候大家说笑话了，喜欢起来跳几跳，我也会起来，蹦蹦跳我也会这样子，

　　我先生觉得我是一个绝对需要照顾的人。比如投资怎么样子，买什么股票，我是一窍不通。

　　至于我的儿女，他们看我，我的女儿就觉得我，怎么说呢？这个妈妈很好，可是这个妈妈不会煮饭，也不会配颜色。那么我的儿子，就是觉得妈妈还是，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他会用他的手扶着我的肩膀，免得我走散了。

　　解说：1995年，范徐丽泰的女儿被查出患上了严重的肾病，范徐丽泰不顾家人的反对，把自己的一个肾脏移植给了女儿。

　　记者：给女儿捐肾这件事情大家都挺感动的，但是你告诉大家这很平常，我也相信每一个母亲可能都会这么做。当时是唯一的选择吗？

　　范：是，是的。因为香港捐肾的人比较少，一般就是发生了意外之后。虽然这些人签了捐肾的卡，可是他的家人还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叫死有全尸，不希望将他的器官捐出来，所以要等上五年到十年，就是以我这个孩子当时她是18岁，还是要等上5年到10年，才会找到一个适合的，又要机缘，又要适合的肾。那么如果我要捐给她，只要符合我跟她之间的细胞方面符合了，血凝方面符合了，就可以做，立刻可以做。所以，当时这个是我认为最好的选择。

　　解说：2004年对于范徐丽泰来说是悲喜交加的一年，就在她成功连任立法会主席之后，身患肝癌两年多时间的丈夫病情突然恶化。年底，相守30年的丈夫不幸辞世。举殡期间。范徐丽泰依然正常主持立法会的工作，在公众场合，她保持着一贯的从容和开朗。

　　范：是，我到现在都还不习惯，可是没有办法，只有时间才能够让我习惯。

　　记者：给大家的感觉是你的工作没受影响，够坚强。

　　范：好在我的工作并不是太忙，要不然一定有影响。可是我的工作就是在里边做的，在办公室里边做的大家不知道，在会议厅里边干什么大家都看着，就是大家看着的那部分没有受影响。我这里边的工作，我自己知道，没有从前干得这么紧了。

　　记者：有人告诉我你原来的理想并不是从政，而是当一个货车司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听起来这很离奇。

　　范：这是我小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外国电影，看到大货柜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司机在里边听音乐，我觉得这个太好了。因为你完全控制了这部车，第一。第二，一条直直的大道让你在这儿开，然后你一个目的地非常清楚，到了那边就交货，你的工作就完成。所以，在有一条路上有目的的既定的道路上却有自由。我在这个车厢里边，我听歌也好，我唱歌也好，我自言自语也好，没人管我，这个自由度很大。

　　记者：但是在大家的心目中间，你就是一个女强人，你很愿意为公众或者为你工作上的事情来牺牲自己的爱好。

　　范：其实我不是一个女强人，

　　那我可喜欢做很多事情，都是一般人不会做的。

　　记者：都有什么事？

　　范：刚才你说起开汽车，现在我常开两地车，内地的朋友都说怎么你自己开车来？我觉得这个是最高兴的事情，开了部车，从香港一路开，开到珠海，开到广州，我觉得是一个赏心乐事。

　　你叫我跟你去唱卡拉OK，我没问题，虽然我是走音。那一部分就不能够在我这个工作岗位上，开大会的时候，不能够流露出来。不过我有的时候也很会开玩笑，在会上我也会开开玩笑，轻松轻松。（来源：央视国际）

从大学职员到香港立法局议员 范徐丽泰从政心路(组图)

从大学职员到香港立法局议员范徐丽泰从政心路(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