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的行长之痛:腐败案高发引发问责风暴(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04日16:08 国际在线

　　国际在线消息：6月23日，中国交通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挂牌。当日，交行股票以2.825港元报收，比2.5港元的招股价上升了13%；成交共有51.58亿港元，位列当日成交金额榜首。作为国内第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由董事长蒋超良和行长张建国率领的交行后发先至，成为第一家成功登陆海外证券市场的国有商业银行。

　　本来，这个“第一”的位置可能是属于建行、属于张恩照的。

　　对于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中国建设银行来说，他们现在不仅要为上市做各项常规的准备，还必须应对前董事长张恩照正在美国被起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建行一再解释这是张恩照的个人行为，但区区一百万美元的咨询费，毁掉了张恩照的职业生涯，严重影响了建设银行的声誉，拖累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上市交易。

　　而从王雪冰到刘金宝、余振东，中国银行在上市过程中频频爆发的金融大案也在海内外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这些随着国有银行上市步伐加快暴露出的金融大案几乎无一例外地与各银行及其分支银行的行长有关。在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之路上，“问题行长”就像是银行上市路上一路踩响的地雷，它炸响的频率与银行冲刺上市的速度几乎成正比。

　　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涉嫌腐败接受调查

　　由于涉嫌经济问题，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正在接受一项调查。

　　记者昨天获悉，有关这一调查的一份情况通报已发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高层。北京的观察家说，如果问题严重，他可能会被免职。

　　此前，已有海外媒体报道称，张恩照涉嫌为一些IT公司提供优惠信贷时收取了回扣。

　　建设银行原董事长张恩照因涉嫌违纪正被调查

　　银行系统大案频发根在“领导说了就算”潜规则

　　近一时期，银行界震惊全国的腐败案接二连三被曝光，如南海华光骗贷案、“森豪公寓”骗贷案、中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诈骗案等等。对这些大案，人们往往归咎于规章制度不健全。实际上，我国金融业并非缺乏内控和监管的规章制度，但被业内许许多多“变通”规则的做法打破了，不少银行渐渐演化出了“领导所说就是规则”的潜规则。

　　中行严密拉网查出案件16起相关责任人均被控制中国银行各分行一季度成功堵截数十起诈骗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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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问题的行长已经成为每一位国有商业银行当家人的难言之痛——有时他们自己也身陷其中。

　　从道德上指责是最容易也是最无意义的，我们试图从中国银行行长的变迁中找出他们行为的因果逻辑。

　　2004年8月，在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接近终局的时刻，按中国银行的股改方案，中行宣布新设董事长一职，由原行长肖纲担任；行长一职由原海南省副省长李礼辉调任；稍后，建设银行进行了类似改革，原行长张恩照改任董事长，行长由常振明担任。

　　而在此之前，国有商业银行从来没有董事长一职，也就是说，在资产上万亿，掌握国家金融命脉的四大行中，从来没有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出现，而仅仅由党委领导下的“一把手”来做决策。对于国有企业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传统，但面对日益市场化的实体经济的需求与诱惑，面对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挑战，这一切显得格外不合时宜。

　　在中行和建行引入战略投资者之后，党委和董事会的职责问题很快引起了“洋董事”们极大的疑虑和质询。据说，有一位英国银行家坚决要求参加中国银行的党委会议，因为他知道在中国的银行中是党委而不是董事会决定重大事项。当中方以“您不是党员”为由婉拒时，他甚至认真地提出：可不可以找一个英国共产党员代表我参加？

　　若干年后，人们或许会把它当作一个笑话传诵，但现在它却非常真实地体现了中国银行业在转轨过程中的错乱与迷惘。

　　这样的错乱与迷惘，集中在一个个负责经营决策的行长们身上，就成了很多罪与罚的根源。

　　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现任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在他的关于金融腐败的研究中描绘了一种金融改革中的“中间过程利益集团”：他们不喜欢传统计划体制，因为计划体制不能赋予他们寻租的机会；他们也不喜欢真正的市场体制，因为市场体制剥夺了他们寻租赖以存在的权力；同时他们还不喜欢透明度，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腐败很难进行。

　　腐败行长正是这一利益集团中的典型。根据谢平在2003年的调查，在3561份问卷中，调查主体普遍认为，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的隐性收入占总收入的20%-60%，全国平均为28%，特别是金融机构负责人隐性收入接近50%，信贷人员则超过30%。其中监管当局负责人的隐性收入最高，其次是部门负责人和一般经办人员。因为金融腐败，企业为获得贷款在利息之外的支出约在9%，与贷款利率上限相加，实际利率在15%-16%之间，与民间信贷市场相近。

　　1997年，中央政府曾经以2700亿特别国债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但并未能阻止资本金再次从安全线内滑落。而此次国务院拿出450亿元的外汇储备，只不过解决了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两家银行的资本金问题。以上市促改革，花钱买制度，能不能解决中国银行业的行长之痛？

　　当银行不完全是企业时，很难要求行长是一个银行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第一代“银行家”，有相当一批人在不正常的状态下迅速地陨落了。中国银行业中的“行长之痛”，源于制度缺陷和人性弱点的相互作用，它的破解之道也必将取决于银行业整体治理水平的根本性转变。1

　　违规行长4+1

　　-本报记者石玉

　　在中国政府加大打击金融犯罪的今天，银行系统的违规行长可谓车载斗量，但最有名的可能要数以下这个天王级明星组合：原建设银行董事长、行长张恩照、原建设银行、中国

　　银行行长王雪冰、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原中国银行副行长刘金宝、原国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

　　张恩照致命的高尔夫

　　自从辞职那天起，关于张恩照为何突然“出事”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比较多的说法是张恩照出事源于受贿，但至于受贿的地点和来源则又是版本多多。而其以前的老领导、老部下们则不愿意相信他会受贿。

　　而建行直到2005年6月20日，才在其网站上宣布：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恩照因涉嫌违纪，目前正在接受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审查。这是该行首次公开承认张恩照“涉嫌违纪”。

　　目前普遍认可的说法是：张恩照是栽倒在美国的法律面前。

　　一家注册地在中国、英文名称为Grace &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Co.LTD的公司，于2004年12月9日在美国加州蒙特雷县高等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控告美国著名金融IT服务供应商FidelityNationalFinancial(FNF)及旗下子公司FidelityInformationService(FIS)合同违约，违反了诚信和公平交易原则，同时其向张恩照的“行贿行为”，违反了美国相关法律；而张恩照等人的行为则构成蓄意干预合同实施。

　　起诉方曾于2001年协助FIS向中国建设银行销售银行管理软件系统。根据合约，如交易达成，Grace &DigitalInformation TechnologyCo.LTD有望获得近6000万美元的佣金。但起诉方指控，FIS公司于2002年5月款待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张恩照进行了一次加州“高尔夫之旅”，在全球最豪华的高尔夫球场之一加州卵石滩度假。

　　在此行中双方签署了新合同，导致原告未能获得FIS此前承诺的佣金。这个交易的另一部分是，FIS为张恩照租借了高尔夫球杆，并以咨询费形式向其支付了100万美元。FIS的这些行为，构成了对张恩照的行贿，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有关规定。

　　首都经贸大学法学系焦志勇副教授为《时代人物周报》分析：“其实这个诉讼本身不是针对张恩照的，而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作为民事被告，美国方面也没有权力要求张恩照去美国受审。”

　　尽管如此，这桩案件毕竟暴露了张恩照受贿100万美元的事实，因此，张恩照在事发后以个人原因辞职。

　　张恩照究竟还会有什么问题，得等待纪检部门的调查结果。可是张恩照栽在一个小小的高尔夫球上，也有其必然性。

　　张恩照祖籍山东，他和惟一的妹妹都出生在上海。其父是一个腿有残疾的上海煤炭公司工人，母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一家人生活极为清贫。1963年，张恩照幸运地被招入上海建行，并在两年后成为了拨款员。文革结束后，他成了为数不多的老员工和骨干，在建行恢复业务的过程中，没有读过大学的他成了很多人的培训老师，由此建立了自己的人脉基础。

　　由于出身贫寒，张恩照在当上上海分行行长之前的生活一直非常俭朴，“懒汉布鞋”是他的最爱。

　　1982年，张恩照争取到了去复旦大学进修的机会，主动承担了建设银行上海分行投资业务部的筹建，对外，这个部门称“中国投资银行上海分行”，张恩照的身份是副行长。

　　大胆的他仅仅根据书本上的知识，就组织了以花旗银行为首的财团通过建行为上海石化总厂进行转贷，同时策划发行了8亿元人民币债券。此举的成功，不仅得到了媒体、领导、同行的赞赏，也引起了政府领导的注意。

　　1984年开始的上海石化30万吨乙烯工程筹资项目的成功，更使张恩照短短三年完成了“连升三级”的奇迹。此时，张刚满40岁，成为当时上海最年轻的行长。

　　张恩照的上海分行行长一做就是13年。在这期间，他大批起用自己的学生，上海建行几乎所有的中层干部都是他的学生。他的地位也相应得到了巩固。

　　在业务顺利的发展中，在学生们的簇拥下，张恩照开始沉迷于网球、高尔夫，还喜欢上了游艇。不抽烟不喝酒的他却喜欢吃价值千元的极品两头鲍，并成为了一些富豪们的座上客。

　　顺风顺水的张恩照在1999年10月被调到了总行，半年之后就成为了王雪冰的副手，在王雪冰突然倒台之后，他成为了新任建行领导，还一度候选为CCTV年度经济人物。

　　如果没有那一次高尔夫之旅，没有那100万美元，张恩照现在也许正率领着建行员工张罗上市，而未来他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吃不上两头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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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雪冰嗜名表的优雅“银行家”

　　王雪冰一直有做银行家的野心，《中国青年》杂志在1988年第二期上以《出航没有避风港》为题，以王雪冰为主人公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文章发表后在中国银行内部“人们议论纷纷”，震动余波甚至持续到王雪冰事件之后。文章开头的几句话让很多人难忘:“36岁，是一个应该追求稳妥的年龄了，铁马金戈的梦想本该成为过去。36岁的王雪冰却仍沉浸在冒险所带来的亢奋中。”

　　中国银行，被业内人士喻为中国银行业改革的“领舞者”，也被著名的美国穆迪公司认为，“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级银行”。他们未来的目标之一是:成为下一个花旗银行。

　　当时王雪冰是中国银行资金部副总经理，这是他坐到这个位子上的第二年。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执行董事戴乾定说，那篇文章发表时正值“提升的时节”，几个月之后，王雪冰升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这一次升迁在中国银行很不常见”，戴乾定说那是“创造性的提拔”。

　　纽约分行开业后，中国银行总行随即将在北京与国外代理行做的资金拆放和外汇买卖业务，逐步交由纽约分行代总行在纽约市场拆放和买卖成交。王雪冰也在这里找到了能容纳他的大银行家梦想的王国。

　　王雪冰有句“名言”：“我42岁时就当了行长，你们呢？”这句话是他对国外同行最爱说的一句话，一些外国同行也认为王雪冰是他们认识的最出色的中国银行官员:“在中国和国外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用流利的英语发表颇有见地的讲话，他非常专业，非常聪明，一直强调效率和盈利性。”

　　王雪冰应当是工农兵大学生，但这并不影响业内人士对他能力的评价。王雪冰曾著书《欧元实务》，熟知他的人都说，王雪冰对欧元的研究颇有造诣。

　　在传奇色彩上，他可以与朱小华相比。

　　1977年，对外经贸大学毕业的王雪冰工作仅一年，就被中行总行派到了伦敦分行做交易员。当时分到中行的大学生有几十个，而能被派到伦敦去的只有四、五个。伦敦分行当时是中国银行在国外的主要基地。中国的外汇都换成英镑放在伦敦分行，而国家黄金储备大部分也都在伦敦分行。

　　到1981年纽约分行开始营业时，王雪冰又是被选派去的两、三人之一，主要是负责外汇交易，利用香港、伦敦、纽约的时差，做到每日24小时交易不断。等王雪冰从纽约分行再回到国内的1988年，他已经被提升为中国银行资金部副总经理。

　　同行普遍承认，王雪冰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trader(交易员)。而且是一个被西方银行界认可的专业人士，“他做黄金交易，是一个世界范围内都排得上名的交易员”。

　　王雪冰曾成功地做了一笔黄金交易，一笔交易换来了一座大厦——就是位于北京阜城门的中国银行原来那栋大楼。

　　有关王雪冰技术能力的，还有几个在市场上广为流传的故事，如“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银行在香港阻击索罗斯时所起的作用”、“中国银行充当电信盈科收购香港电信的背后力量”等等。

　　还有一个说法是：他亲自参与操作的“业务”，一年能赚到的钱，相当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全年的利润。“他炒澳元，能在货币市场上把澳元砸了下去，从而在出口大宗货物方面赚了很多钱”。

　　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王雪冰有了实现他大银行家之梦的平台。中国银行有关资料显示:到1992年末，该行各项存款和贷款余额分别比1982年增加30倍和47倍。贷款项目表现尤为突出，不但成为该行利息收入重要来源，而且王雪冰在1991年设立了信贷管理部，负责统一授信工作，加强对贷款项目的审批、发放等工作以及实行预警监测办法，使不良贷款逐年有所下降，到1992年降至1.3%，已在提存准备金范围之内。

　　对于王雪冰，《时代周刊》亚洲版曾写道“从不穿聚酯衣服、喜欢法国餐馆、还有波尔多葡萄酒”。他爱抽烟斗，打高尔夫。他被形容成“优雅的银行家”。即便后来在法庭上受审，王雪冰也西服得体，领带颜色偏深，恰似标准的银行工作着装。

　　王雪冰的原部下们说起他的日常喜好，前面都用“嗜”字修饰:王雪冰嗜酒。司机到他家里送一个急件，看到王雪冰正坐在一群文艺界大牌人士之间，喝得满脸通红。

　　他从不掩饰自己对风雅的追求。王雪冰说：“我喜欢收藏名表，不喜欢钱财。”王雪冰认为，玩车，那是穷人的爱好，富人应该玩表。他所收藏的名表每只单价大都在10万元以上，品牌达几十种，有“劳力士”、“名士”、“伯爵”、“时计”、“富兰克·穆勒”、“百达翡丽”等等。

　　对王雪冰的审查，最直接的导火线就是给中国银行业的海外形象带来极大负面影响“纽约分行”事件——当时，美国货币监理署(OCC)认为中行纽约分行存在“一个欺骗性的信用证问题，一桩欺骗性贷款，未经授权的授信及刻意隐瞒和其他可疑行为”。在OCC即将公布对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两年调查结果的前几天，王雪冰被立案审查。

　　2003年12月10日，中国银行原行长王雪冰以“受贿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12年有期徒刑。法庭认定王雪冰在1993年至2001年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华晨(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再东方广告有限公司等企业谋取利益，并为此非法收受这些公司给予的钱款、艺术品、名牌手表等贵重礼品，共计折合人民币115.14万元”。

　　不过，2002年11月初中纪委公布对王雪冰的审查结果，还提到了其“在担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和中国银行行长期间，违反金融监管规定，工作严重失职，造成严重后果”

　　然而，“王雪冰事件”在国际金融界引起的震荡之大，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银行行长职务犯罪应有的反响。如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报道就称：“王雪冰在2002年1月被抓，震惊了许多外国银行家。王雪冰流利的英语和清理国有金融体系并将其国际化的追求，曾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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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小华从奢华中跌落

　　坊间一直有一种传闻，说朱小华每周去夏威夷的高尔夫之行，最终将他送进了监狱。

　　朱小华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是一个平民出身的浙江人。1966年17岁时下放北大荒。1977年回上海，进入上海银行系统，正式开始他的金融生涯。朱小华是从基层一路打拼上来的，他曾经做过人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然后是处长，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成为上海人民银行的副行长。

　　正是在这个副行长任上，朱小华时来运转，开始了他从一个地方官员跃升为中央级官员的关键转折。此后，朱小华进入了他作为一个候补阁员必要的储备及快速升迁时期。他先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副部长，以增加必要的海外阅历，1993年7月，44岁的他成了当时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央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1996年10月，他又出任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这是国务院设立在香港的窗口企业，与中信公司齐名。

　　对这位年仅47岁，但已经具有中国金融系统完整履历的技术官僚来说，光大可能是他更上层楼之前的最后一次外放。虽然他还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体制内官员，但香港毕竟给了他更大的个人发挥空间，所以，他要利用在光大的机会，放手一搏。然而，朱小华没有料到，光大之任，竟成为他仕途及职业金融家生涯的最后一程。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中，朱小华展开了一系列的并购活动，扩张势头十分迅猛。其势汹汹，颇有让光大脱胎换骨的味道。时值香港回归前后，炒家借势发力，光大系股票扶摇直上，成为红筹股中最热门的炒作对象。一时间，朱小华变成红筹公司当之无愧的形象代言人。有香港媒体更直接将此归纳为“朱小华热”。

　　朱小华春风得意的时候，据说比王雪冰还有派头。每个周末从香港乘头等舱飞赴夏威夷度周末、打Golf，是他少不了的休息。左右自然伴有美女不断。香港媒体公开报道称，不少港台美女都是朱小华的贵宾。

　　在权利失去约束之后，朱小华的所作所为让人简直触目惊心。根据新华社2002年11月1日的消息，“朱小华于1997年至1999年在担任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光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股票及现金折合人民币共计405.9万余元。”

　　1999年，大红大紫的朱小华被从香港召回，从此在公众视线里消失，直到2002年8月，通过新华社发布的中纪委、监察部的通告，人们才重新在媒体上见到他。

　　2002年10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朱小华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朱小华的贪欲毁掉的不仅是自己，还有他原本幸福的家庭。1999年7月朱小华刚刚被中纪委监察部采取“双规”措施后，其妻任佩珍闻风而动，于1999年8月携带赃款逃往美国。但2000年11月，任佩珍因难以承受压力在美国自杀身亡，其在美国念书的女儿朱蕴接连受到极大打击，精神几近崩溃。

　　刘金宝捞遍沪港

　　2003年5月底，时任中银香港总裁的刘金宝被突然调回北京。事后证明，他因涉嫌经济犯罪接受调查。不久，上海农凯集团董事长周正毅、上海万泰集团董事长钱永伟亦双双被拘。这一连串突发事件立刻成为当年中国最具震撼力的新闻事件之一。

　　刘金宝曾作为佼佼者被派住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作为中国当时最年轻的外汇和黄金交易员之一,业绩不俗,乃至五年之中三次提升，被看好为“金融新星”，更曾获评为“上海十大杰出青年”。

　　香港一家投资银行的分析师认为，中国银行的问题不是第一次，刘金宝事件给人的印象是“又出来了一个”。而刘金宝出事无疑是去年的王雪冰事件的某种延续。

　　王雪冰因为经济犯罪而接受调查时，前中央金融工委就已开始对中行上海分行的多宗未能收回的贷款事宜进行调查。刘金宝出事和他在1993-1997年间就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期间的“问题贷款”有关，而这些“问题贷款”中的部分又与周正毅有关。

　　对刘金宝贪污罪的指控，涉及其在沪港两地任职期间，总金额折合人民币达1500余万元。

　　上海是刘金宝的出生及事业腾达之地。他供职中行上海分行长达16年，从1994年升任行长，直至1997年8月调任中银港澳管理处常务副主任兼香港分行总经理。

　　刘金宝在上海期间的贪污主要与瑞金大厦有关。该楼曾是中行上海分行的机关办公所在地，亦是中国银行拥有的物业。据有关部门调查，刘金宝伙同他人，通过向第三方物业管理公司多付钱的方式，将物业管理费用转为私用。

　　离任之前的几个月，刘金宝还从中行上海分行办公室的账外款中直接拿钱，与其他几名涉案高管私分，其个人所得累计人民币100多万元。

　　而在香港，刘金宝借中银香港重组之机，采取转移账户、制作假账、销毁账目等方式骗取公款。

　　2001年6月，中银香港重组方案公布，刘金宝被任命为筹备组主任，参与了中行旗下12家银行的合并与上市的全过程，并当选为当年“香港十大财经人物”。

　　刘金宝等人所私分的公款被称为“小公账”，主要由中行外派人员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差额，以及小金库组成。中行海外分行设有“小公账”早非秘密。而在中行各海外分行中，又以中银香港的“小公账”最为丰厚。

　　在2000年至2003年期间，有段时间几乎每隔一星期，中银香港的管理层便发放一次奖金。另外，圣诞、春节等节日的活动经费也被作为发放奖金的机会。这些被指控为贪污的奖金发放行为，往往是经银行高层集体决策，而分到钱的除了刘金宝等四人，通常也包括其他管理人员及普通员工。

　　2002年7月，中银香港在联交所挂牌，刘金宝出任上市公司总裁。中银香港管理层借庆祝重组一周年及即将上市名义，举办了一个“620”晚会，有关人员再次分得一笔奖金。

　　除了涉嫌贪污之外，对刘金宝受贿的指控，全都发生在其担任中行上海分行行长期间，涉案总额折合人民币140多万元。

　　对刘金宝的最后一项指控，则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早在中纪委对刘进行调查时，便发现他有上千万元的不明来源的财产。而司法部门调查发现，实际数字要高出两倍以上。除去合法收入、涉嫌犯罪的款项及其他已知来源的收入，刘尚有2400多万元不能说明来源。

　　余振东被电脑揭发

　　按中国银行事后公布的材料，开平支行案发缘于全行电脑联网——在2001年10月12日，中国银行决定将过去全国多达1040处的电脑中心统一成一套系统，集中设置在33个中心。结果发现，在以往各行之间的汇划报上来的数字和总行通过电脑统计的数字之间出现了近5亿美元的差额——用银行业的专业语言来表述，就是联行资金项下出现了4.83亿美元的亏空！案发范围被迅速锁定到开平支行。

　　这起案件是建国以来最大的监守自盗案件，余振东也因此和前后两任行长共同缔造了一个贪污的纪录。

　　余振东的父母都是教师，从小家教严格。1983年参加工作就到了中国银行开平支行。1994年，余振东当上了副行长，后来是行长。余振东被引渡回国后坦言，1983年至1992年当普通职员的那段时间才是最美好的。

　　1993年至2001年，余振东与他的前任许超凡和继任许国俊三人合谋贪污挪用巨额资金，总额达数十亿元人民币。1997年中行禁止分支行进行外汇买卖后，许超凡还利用当地大型国有企业开平涤纶集团开设的外汇账户进行炒作。

　　1998年3月起，许超凡等人将所盗主要资金，以假贷款名义划入开平涤纶旗下两家新建工厂账下，再经两厂的银行户口转账到香港潭江实业，进而通过其亲戚许日成、邝华宝等人转至香港或海外的私人账户。两年间，这一路径共汇出16笔，总计7500万美元。在1999年许超凡升任广东省分行财会处处长后，余振东、许国俊次第接任支行行长，贪污行为没有停止。

　　他们盗用资金，主要是利用了银行账务管理上的漏洞，主要是当时“联行清算系统”资金汇划和总行确认之间的时间差。余振东等人盗用银行资金多次，没有人发现，就是表面工作做得比较好。每次要检查之前，他们都会改账簿、改记录。

　　2001年10月2日，“10·12”案发前10天，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三人持假证件进入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在此之前，2001年5月7日，余振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提出永久居留申请。事实上，余振东试图在美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意图长达七年之久。早在1994年，余振东之妻即与一名美国公民假结婚，并由此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然而，据中国公安部提交美方的文件，余振东从未与其妻子真正离婚。余振东准备通过假结婚获得美国永久居民或公民身份。

　　2001年10月15日，355万美元汇至余振东在美国的兄弟余振风在美洲银行的账户，另有20万美元早于2001年1月2日就已汇至在旧金山一家花旗银行的账户。但是账户很快被美国政府所冻结，经济上的拮据加上整天的提心吊胆，最终他自己也选择了被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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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长日子难过了

　　-本报记者石玉

　　最新的裁员传言，来自于正紧锣密鼓进行股份制改革的中国银行。

　　据悉，目前中行拥有23万员工，按照中行发展需要，预计未来的员工规模定在15万至16万。

　　《时代人物周报》从中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的口中得知，在中行人力资源改革风暴中，全系统已有20名二级分行的行长“下岗”，其中包括了责令辞职、引咎辞职和免职等不同处分，其中免职的人数比较多。

　　同时，王兆文坦承：“中行是要裁员，而不是大规模裁员。”王兆文重申中行在人力资源管理改革中坚持的“三不政策”：不搞大规模裁员，不搞强迫“提前退休”，不搞买断工龄。而是通过双向选择、竞聘上岗等方式为广大员工的职业生涯提供多种选择，与之相配套的薪酬改革方案还在研究之中。

　　去银行工作，仅仅在十年以前还是一个削尖脑袋都不一定能办到的事情，然而从1997年以来，伴随着大规模的银行业改革，银行再也不是一个铁饭碗，裁员中甚至一些分支机构的行长也不能确保自己的地位。

　　伴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推进，以及由于金融腐败案件高发而引发的“问责风暴”，那些风光一时的分行行长、支行行长们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

　　无奈下课

　　第一个“倒霉”行长出在1996年5月17日，刚设立一年的中国银行江西省星子县支行被开刀撤销，现在已经没法查到那位行长的下落。

　　随后，1997年中央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发(1997)19号文件对国有银行改革作了总体部署，国办发(1998)120号文明确要求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2000年前要撤并10%的县支行。四大行由此开始酝酿各自的“减肥计划”。

　　一九九八年是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年”。

　　当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撤销人民银行三十一个省级分行，成立九个跨省、市、区分行，在不设分行的省会城市设立金融监管办事处，撤销在同一城市重复设置的分支机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有二十二个曾位高权重的行长无奈下课。

　　四大国有银行在1998年的总人数是168万，从1998到2002年，四大银行精简机构约4.5万个(其中县支行约1800个)，净减少人员约25万人，裁掉14.8%。单从人数上而言，相当于四年时间裁掉了8个汇丰银行。

　　但是据有关专家测算，这个比例还远远不够。

　　“国企的所有问题，银行系统都有，有些方面甚至更为严重，机构臃肿就是其中之一。”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秦池江认为，撤并机构、削减冗员应该是银行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工商银行遍布全国有2.8万个网点、42万员工；建设银行有2.4万个网点、31万员工；机构最少的中国银行也有近1.3万个网点和23万员工；而规模最庞大的农业银行有5万多个网点，员工总数则达到50万以上。四大银行共有员工近150万。“比照国际同行，这样的资产规模仅需员工30万人。”秦池江说，花旗银行一年盈利100多亿美元，盈利水准比国有银行高出20倍，但它的员工却不足4万。

　　“目前2／3以上的基层金融机构处于亏损状态。”长城金融研究所所长徐滇庆说，这才是银行系统大量撤销基层金融机构的直接理由。

　　一位现在就职于某财务公司的前工商银行某支行行长告诉《时代人物周报》：“早些年，存款企业过年过节的时候都要请银行员工吃饭，好像根深蒂固的：银行是老大。后来银行转为服务行业，企业也明白了，觉得自己是上帝。现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到各银行的分理处库房看看，堆着一大堆东西，那是给存款大户送的。”

　　问责风暴

　　2003年国家以450亿美元注资中、建两行，国有银行的“股改”工作开始加速。随之，国有银行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性质越来越严重。

　　其间，一批“问题”支行行长被撤职查办，并引发了关于银行高管“问责”的大讨论。2005年年初，原建行“掌门人”张恩照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双规”，使得“问责制”的推出变得更加急迫。

　　继任者郭树清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用铁的纪律和铁的规章制度强化“问责制”。

　　5月23日，郭树清亲自签发了《关于追究案件发生机构及其上级机构领导人员责任的规定》，实行领导人员失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制度。

　　5月22日，湖南省分行行长孙建成被总行紧急召往北京，当日就有消息传出“孙将被问责”。随后，他就向总行提交了辞职报告。

　　5月26日，建行总行宣布，接受建行湖南省分行行长孙建成辞职，这一变动，被普遍看成是建设银行系统刮起“问责风暴”的结果。

　　据透露，除了原湖南建行行长孙建成引咎辞职外，建行山西省分行原行长梁富成也提出辞职。据新华社报道，《规定》执行至今，建行已有4个一级分行行长被处理。

　　“孙行长任职期内发案的总金额虽不是很大，但属于辖内发生多起案件或重大违规问题这种情形，触犯了该规定的第一条。”建行湖南省分行有关知情人士透露。据称，同时被问责的建行山西省分行原行长梁富成则是第二种情形，涉及金额巨大或损失严重。

　　据媒体报道，此前建行吉林省分行发生了总额近4亿元的两起大案，而其主管领导———吉林省分行副行长兼营业部总经理杨森被撤职。

　　建行“下课”的四位省分行行长及一位副行长所辖的地区都系案件多发区，2004年建行75%的大案要案都发生在这5个分行，占全行案件总数的41%，占所有涉案金额的91%。

　　中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告诉《时代人物周报》，中国银行基层机构负责人今后每年都有机会被安排强制休假5至10个工作日。休假期间，由代职人代行管理职责，并对代职机构的内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评估。

　　为保证随机性和突然性，提高实施效果，代职安排不预先通知基层机构负责人及所在机构。中行每年安排基层机构负责人强制休假的比例，一般不少于经营性分支机构总数的50%。

　　同时，中行还要实行“五连坐”的问责，除了当事人外，还要向执行者、管理者、前任、检查者、用人者问责。

　　人大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认为，拿分行行长“开刀”绝非偶然，分行行长的权力过大，从总行来讲对其没有一种良好的约束机制。近十年来，对总行行长、支行行长的“问责制”已经有了一些成效，而相反分行行长却成为一个“空档”。归根到底，国有银行之所以出现这类问题，本质上还在于其领导者权力与义务、权力与责任不对称，在分行行长这一环节上尤其如此。

　　没了级别

　　有人说，国有银行的各项改革滞后，且近年来大案频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缘于国有银行“官本位”的行政体制，其总行行长、分行行长、支行行长都分别与一定的行政级别相对应。即使是出了事或者所在单位被裁撤，这些级别也大多会保留。

　　然而现在，这个“保障”也将很快没有了。

　　根据《时代人物周报》了解，国家确定的股改方案中，四大商业银行将取消像科长、处长这一类具有行政头衔的职务。

　　国家信息中心高辉清对此极为赞赏，他告诉《时代人物周报》：“银行就应该是一个企业，四大商业银行每个行长都是副部级。我觉得不仅是科长、处长，连行长的行政级别都应该取消，这样才能作为一个银行家去经营银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巴曙松博士则对《时代人物周报》表示：“国家花那么多钱就是应该建立一个好的机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经营目标和绩效考核，和清晰的企业化的人事制度。取消处长、科长的称呼只是一个起步。”

　　5

　　洋行长管用吗

　　-本报记者林玲

　　2005年5月18日，深圳发展银行发布公告，宣布有“中国通”之称的洋董事长蓝德彰博士(JohnD.Langlois)即将卸任，由独立董事、美国前财政部长法兰克·纽曼(Frank N. N

　　ewman)接任。深圳发展银行表示，蓝德彰“因其工作调动至东京，决定辞去深发展董事长的职位”。而仅在一个半月前，蓝与行长韦杰夫才一起获得银监会的任职资格批复。

　　在引进外籍高管这方面，深圳发展银行一直以来动作最大，2004年他们从董事长到行长都由外籍专业人士出任，这在中国银行业还是头一次。

　　从深发展开始

　　2004年12月15日，深圳发展银行就曾发布公告称，该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一致通过选举蓝德彰为该行董事会董事长取代原董事长周林。深圳发展银行同时宣布，该行行长何如请辞后，由曾任花旗银行(中国)第一任行长的韦杰夫取代，后者成为深发展首位洋行长。

　　蓝德彰与韦杰夫都曾在国际顶级银行担任高层，拥有丰富的金融业经验。现年63岁的蓝德彰早已是中国银行界的名人。而52岁的韦杰夫，则于1988年为美国花旗银行在深圳成立了中国第一所分行，成为美资银行在中国的第一任行长，亦曾于1999年至2002年间任中国台湾渣打银行的行长。蓝德彰的太太是上海人，韦杰夫的太太来自台湾，更是给他们融入本土文化增添不少信心。

　　不过对于深发展的这一大动作，业内人士多数持观望态度，因为寄希望于两个外国高管重振中国银行第一股，毕竟不那么简单。同时由于韦杰夫缺乏中资银行的工作经历，新桥入股深发展效果究竟怎样，外界包括监管当局都在拭目以待。舆论猜测，不排除监管当局是把深发展作为一个利用外资来彻底改造商业银行的试验。

　　在国有银行方面，具有国际化传统的中国银行则走到了前面。

　　在2005年2月21日，中国银行已正式聘任美国籍专家董乐明(LonnieDounn)担任中国银行信贷风险总监职位。这是国有商业银行第一次在高层管理人员中引入国际专才担任实职。

　　在加入中国银行前，董乐明一直在汇丰银行(香港)担任信贷风险总监，负责汇丰在亚太地区的信贷风险管理长达七年，监控范围包括20多个亚太国家，对亚洲银行业风险管理非常熟悉。

　　他具有30年信贷风险管理经验，还曾在拉美集团(Latin America Group)、MarineMidlandBank担任信贷经理职务，拥有在美国、拉丁美洲和亚洲长期从事批发和零售信贷风险管理的丰富工作经验。

　　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介绍说，董乐明担任的CCO(信贷风险总监)一职高于一般部门总经理，属于行长级领导。中行聘请他担任此职，主要是希望全面强化信贷风险管理。

　　蓝德彰冲击波

　　在外籍人士进入中国银行业的过程中，蓝德彰这个名字是必定会被铭记的，他一人就曾在三家中国银行出任过外方董事。

　　蓝德彰一人带来的冲击不可忽视。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执教中国银行体系方面的研究生课程，中文流利，是学者和职业经理人的超级混合体，其学术和职业生涯决定他对东亚特别是中国极为了解。1982年至1999年，蓝德彰受雇于JP摩根，先后在纽约、日本、伦敦、香港、北京等地任高职。2002年9月，担任摩根斯坦利资产服务咨询(中国)公司主席至今，这是他职业生涯的又一高峰。从2002年起，蓝德彰曾分别担任上海银行董事、南京市商业银行董事至今。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蓝德彰是中国明史专家，1964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学位，1966年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能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蓝德彰于1974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博士学位，1986年获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他带来的很多东西对中国的银行业起到了启蒙作用。蓝德彰在上海银行和南京商业银行的董事会频频投反对票，不忌讳与董事会展开激烈的辩论，他公开演讲大谈董事会的作用，强烈主张要把审计委员会从监事会下面拿过来转而向董事会负责。他著文说银行的功能为买卖风险而非经营货币，并称中国的商业银行不具备给风险定价的能力。他反对银行不顾资本金的约束盲目扩大资产规模，建议银行要多发展不占资本金的中间业务……

　　南京市商业银行行长章宁表示，蓝德彰作为国际金融公司在南京商业银行的唯一代表，在任职期间，尽管来得不多，但对董事会的影响甚大。比如，原来董事会拍拍脑袋、举举手就行了，蓝德彰强调规则和制度意识，要求所有提案须由提案人签名负责，现在的董事会出现了过去少见的反对票及提案被否决的情况。再如，以前召开董事会的通知一般提前几天下达，随附一份简单的会议材料，但蓝德彰认为应该参考国际银行惯例，所有会议材料必须提前10天送到所有董事手里，并且所有提案应附有调查论证材料或可行性报告。

　　在蓝德彰看来，中国的银行喜欢给分行领导很高的地位，似乎分行有自己的资本，有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国外银行分行领导不是行长，是经理；分行不是个相对独立的核算机构，是一个业务平台。

　　蓝德彰说，业务应该垂直管理，分行的工作人员是分属于总行各业务部门，直接对业务经理负责，分行负责各业务的人员是否设立由总行管理业务的经理决定，其成本也分别由总行业务部门承担，效益当然也由业务部门考核。

　　蓝德彰举例，他曾服务过的JP摩根有一个分行经理告诉他，他的责任就是上班时开灯，下班时关灯，但他也拥有协调各项业务的职责。来源：时代人物周报

　　6（来源：国际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