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然后更知不足

　　从太行山到北京城，对人民日报全体职工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转变。在农村工作十几年，同农民朝夕相处，农民晨昏作息，喜怒哀乐，都比较热悉。到了北京，既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看什么都新奇、都美气，又像林黛玉入荣国府，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去。但新闻记者是多见人的职业，很难藏拙。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学习，随时随地学习，像做工作那样拚命学习。

　　还在入城前夕，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同志针对多数干部不熟悉大城市的情况，一再强调要虚心学习，作社会调查，同工人、城市贫民、知识分子……广交朋友。1949年1月20日，彭真在长辛店邀请二十七位工人座谈，他在会上谈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依靠工人阶级改造、建设城市的方针政策，主要是听取到会工人对各方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这么多产业工人，包括几位从“二七”开始坚持地下斗争二十多年的老党员，他们的革命意志、社会经验以及言谈气度，给我这个城市知识“小学生”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我有生以来写的第一篇介绍产业工人的通讯，就是以这个座谈会为基础，辅以会后采访写成的。

　　我在座谈会上交的第一个朋友杨宝嵩，是长辛店铁路机车厂（据说从平汉铁路建成到北平解放，一直是全路最大的机车厂）翻砂工、“二七”罢工参加者、老共产党员。杨的大哥杨宝昆也是共产党员，曾任京（北京）奉（沈阳）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二七”罢工后被捕牺牲。杨的儿子杨树清，共产党员、长辛店机务段工人。解放后，杨是长辛店铁路工会负责人之一、北平市总工会筹备委员，每次进城开会，我总要抽时间看望他。老杨讲述平汉路特别是平汉北段工人运动史，各路军阀混战带给人民的各种灾难，日本侵略者殖民统治的残暴，国民党从“劫收”到溃灭的骄狂和狼狈，北平各阶层人民对改造这个古老城市的希望和意见……一次一堂课，多数是我未闻或少闻，或有概念而无内蓄的，因此受益极大。当然，不是每次谈话都能成文，但新闻记者不能“急功近利”，“现贩现卖”的东西当然要重视，暂时不用的材料也不能放过，因为知识是逐渐积累起来的。

　　保持十三年友谊的焦大水，是个卖馄饨的个体劳动者，原籍河北涿县，我们初识时（1949年）年已花甲，来北平落户营业三十多年。儿子小水不到二十岁，子承父业，给老子“打下手”。问父子年龄为什么差这么多，老焦说：“穷啊！老是半夜出摊，哪个闺女愿跟卖馄饨的？四十多才成家。”这个馄饨摊就在《人民日报》社附近一个胡同口，同一个卖烧饼的、一个卖猪头肉的凑成一组，“侍候”夜间工作的人们。说老焦是老北京底层社会生活的活纪录，绝不夸张。每当午夜十二时到翌晨一时之间，或者王揖同志找我，或者我找王揖：“去，听课去！”这是工作间隙夜餐时间，我俩照例到老焦的摊点上宵夜，兼听他“拉呱”北京，是为“听课”。当时食品便宜，两个人，一般六七角钱（四两“二锅头”、两个小烧饼、两碗馄饨、四两猪头肉——当时是十六两一斤）就吃得很饱。我们意不全在吃饭（报社的夜餐很方便也很便宜），主要是利用这个时间，听老焦讲古说今。人熟了，海阔天空，毫无禁忌，气氛是很自由的。政府一个政策、一项措施下来，我们就以拉家常的方式，问老焦以及他的亲友、邻居有什么看法。他像对老朋友一样，或者马上直言，或者说打问打问。从这个渠道，我们采集不少“民情”，对组织报道很有裨益。三年困难时期，老焦已年逾古稀，还在“联营小组”操作，由于买不到肉，只好改售清水面条，他本人也严重浮肿，再不愿同我们讲述什么了。

　　交往时间更长的是老瞿（头两次见面没有问名字，以后反而不好问了，我俩长期互称“老瞿”、“老李”），是个鞋匠，河北新城县人，北平解放时即在东城设摊修鞋，后来组成“服务小组”，他当组长，有了一间门面，1990年退休（儿子接班）。他手艺精湛，服务周到，粗通文字，熟谙世情又直率敢言。我的宿舍离他的营业点很近，但凡修鞋，必定找他，隔一段时间，无事也找他谈谈。每次大体有个“小计划”，围绕经济地位、生活方式、思想觉悟等等，比较市民和农民的异同，探询对各项工作的意见，对我在报社参加经济宣传大有帮助。三年困难时期，我起草过一篇社论，再次申述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道理，内有“人是要吃饭的”之类字句。这次老瞿不客气，主动发话了：“你们报纸真高明，还懂人是要吃饭的，早几年干什么去了？”我知道他是指桑说槐，全无恶意，可脸上还是火辣辣的。他批评得对，当时我们的宣传确有失误——不管源于何处。

　　像这样同群众接触，向群众学习，是自觉主动的，但缺少计划，断断续续，做得很不理想。尽管如此，还是深受其益。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近二十年中，我头上一直有个东西：右倾。每有“运动”，大抵听到这种批评，多是出于好心人的提醒。由于知道这是李某人的慢性病，似未形成大害，批评批评也就是了，还没有使我伤筋动骨。我自己，也常这样检讨，有的出于真心，有的纯属应付。现在看，在多数情况下，其实并不是右，而是“左”，只是‘左”的分量不够，就成了右。“史无前例”初期，我检查批判思想上、工作中的错误，总的基调是偏严、过头，自己对自己也“左”。但是发自内心，并无蒙混过关之意，自知大劫难逃，想蒙混会更加坏事。在这之前十多年的新闻工作中，我也有“左”的错误，所幸同劳动人民有些联系，能够听到群众一些声音，受到一些教育和感染，执行某些“左”的东西，有时能够做到“不够认真，不够得力”，更不要说“发明创造”，当时虽然受些责备，事后心里比较踏实。搞新闻工作，如果摸不着群众的脉搏，听不到群众的心声，必然心中无底，身子悬在半空中，上面的精神学得再好，也难写出搔着“痒处”的文字。这种教训是太深切、太沉痛了。

　　解放初期，经济战线两位中央领导多次提醒说：要扩大接触面，向社会学习，像北京大栅栏的“同仁堂”、“瑞蚨祥”，东安市场的“稻香村”等著名店铺，都应该拜访求教，调查研究他们的经商之道。我几次诚心诚意上门拜佛。他们那放长线、创名牌的诀窍和魄力，同旧官府、“大宅门”的超过商业往来的复杂关系，在我都是闻所未闻，书本上不容易找到的活知识。但在这些地方可以谈话，难交朋友。接待我的高级店员太拘谨、太客气，拘谨到只说解放前不说解放后，客气到使你两三次后不好意思再去麻烦。这大概是他们的某种习惯，或说某种方法。我自己当时还有一种十分幼稚的“阶级意识”，不愿意也不大敢同他们过多接触，结果妨碍了对这个领域丰富知识的学习。“阶级意识”也限制我同一些上层民主人士接近，对工作颇有损失，实在愚昧之至。现在主客观情况同当时大不相同，搞新闻工作，特别是外勤记者，如果在那些同本职宣传报道直接相关的部门和地区，结交一些朋友，建立一些“支点”，经常交流思想，采集信息，征引舆论，积蓄知识，对于提高个人的思想水平，密切新闻机关同实际的联系，肯定大有好处。

　　学习的又一重要方面是理论。在敌后根据地中，同辈新闻工作者的多数，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学习抓得不够紧，至少没有摆到头等重要位置上。其原因，一是环境动荡，二是书籍缺少，但主要是重视不够。也难怪，一个文字不够精通的青年，要他放下语文、政策学习而首先攻读理论，是不大现实的。进城以后，面对许多新问题，由于缺少必需的功力进行分析，写文章基本是就事论事，难以说出所以然。古人说：“学然后知不足。”据我体会，这古训很对，但得加一句：用然后更知不足。形势逼着人们学习。当时报社有两个小高潮：一是学俄文，一是学理论。我很尊敬的一位领导人提醒我：“你在编辑部带个头，攻攻俄文这一关！”我说：“时间不够呀！我得先学学马列主义。”他说：“学马列主义是一辈子的事，攻俄文几年就行了。”我说：“已经过了小半辈子，再不抓理论学习，这碗饭不好吃。”当时盛行“一边倒”，不学俄文似乎就是落后于形势，我是蓄意落后到底的。不久，党组织发了十二本“干部必读”，这可有了真经。我用一年多时间啃了一遍。其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誉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的，是第三次精读了，仍然是正确和错误兼收并吞，好的、坏的影响都作用了二十多年。

　　接着啃《资本论》，王（亚南）郭（大力）的初译本。那真是天书，不熟悉资本主义发展史，不了解英、德等国的社会情况，不习惯上个世纪欧洲人的表达方式，比读中国书至少艰难几倍。但是硬着头皮，一行行，一页页缓慢蜗行。同辈三人相约，每天至少读二小时，风雨无阻（当时尚无“雷打不动”的豪言壮语，否则也会引为“组规”的），不读够时间不能睡觉。三人都搞夜班，不管下班迟早，总要读够这个二小时。客观条件是有股学理论的空气，又无政治运动的干扰；主观条件是三人精力旺盛，又真正体会到不发愤不行。可惜其中二位已先我作古。我本人因为理论根基原很虚薄，觉悟、奋力又很迟慢，成为几十年来工作水平难以提高的最大制约因素。

　　近年来，看到报社许多同志认识到理论学习是提高个人素质的中心环节，真正把它放到重要地位，特别高兴。搞新闻工作，不解决立场、观点、方法这个根本问题，就不可能提高坚持真理的勇气，不可能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就难以脱出人云亦云、依样画葫芦的窠臼。但据我的教训，认识归认识，行动归行动，真要做到并不容易。新闻工作者要学习的东西太多，政治、语文、历史、逻辑、外语……排排次序，往往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把理论学习挤到后边。“学马列主义是一辈子的事。”只想来日方长，忘记岁月易逝，是可怕的。外勤记者学理论还有某种不利之处：经常流动，来去匆匆，完整时间较少，正襟危坐读马列不大容易。但是，如能随遇而安，“钻”“挤”时间，有半小时读半小时，有二十分钟学二十分钟，积数年之功，总可学些结果出来。

　　摘自《李庄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