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禹作敏罪案说开去_新闻中心

从禹作敏罪案说开去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04日17:04 人民网

禹作敏罪案已经告一段落，禹作敏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广大群众对此深表赞赏，说法律终于显示了应有的权威。也有人说事情怕不如此简单，如果过上一段时间，来个“保外就医”，回到他的“领地”，过一般人不可企及的优裕生活，你有什么办法？不能说这种担心毫无根据。据报载，禹作敏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就说自己“功大于过”，要求法庭“监外执行”。亏他说得出口，亏他敢这样说。人们对“有法不依”的事情看得多了，反感透了，所以常有几分警惕。但不管怎么说，群众认为对此案截至目前的处理，符合加强法制的精神，符合人民群众的心意。至于量刑重轻，虽有议论，不属这篇小文讨论范围，暂不涉及。　　有家报纸的一篇文章说，禹案披露后，“许多人在探寻：禹作敏怎么会变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彻底呢？”说禹变得彻底，我有同感；说他变得快，如果是指他在近期、短时之内突然变坏，我却有些不同看法。　　我不认识禹作敏，也没有到过大邱庄。好几年前，我从报纸上看到许多关于大邱庄的报道，说大邱庄经济建设很有成绩，人民生活大为改善，禹作敏领导如何如何好……同时我又听到一些同志私下介绍，这个富裕村庄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禹作敏，从工作到生活，毛病都相当多。这就在我心里划了一个问号，但是我无法作出什么判断。　　又据报载，1992年1月6日，国务院主管部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表彰“全国乡镇企业家”，禹作敏获得最高档次的“全国优秀企业家”光荣称号。于是在我心中起作用几十年的一种思想定式又起作用了：还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即使我听到的关于禹作敏的问题的议论是真实的，大概还是一个指头，人无完人，何必少见多怪 　　突然，禹作敏被判刑的新闻登报了。同时发表的通讯《国法不容——禹作敏犯罪纪实》说：“近几年来，一些与大邱庄打交道并了解到这种情况指禹作敏的恶劣作为的人，对禹作敏的做法强烈不满，称大邱庄是一个封建‘土围子’，称禹作敏是一个封建‘庄主’，称他的次子禹绍政为‘少庄主’。”几年前我听到的一些没有登报的话被证实了，原来不是一个“指头”而是若干“指头”，我上述的思想定式又一次被证明它的不对。　　这是怎么回事？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呢？　　我于是想，我这个消息闭塞的人都能从个别同志口中听到禹作敏的某些事情，与他有关的一些领导掌握的情况肯定大量、真切得多，为什么不及时对他提醒、教育、帮助呢？还是提醒了、教育了、帮助了他硬是不听、不改呢？那么，为什么不及时处理呢？谁都知道，及时地适当地处理是对干部极好的教育和挽救，为什么不能施于禹作敏呢？　　我又想，大概是一些陈旧的想法、做法在禹作敏问题上起了作用。　　“一俊遮百丑”——只要你有一件事情特别是一件重要事情做得不错，在别的事情上出了即使相当多的纰漏都不算什么。不能说这种判断是非的标准全无道理，问题在于发生纰漏的性质和分量。有些纰漏看来不大，但性质恶劣，发展下去后患无穷。“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从古至今所谓“小毛病”不知毁了多少人。大邱庄经济建设确有大成绩，那是大邱庄人民在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勤劳奋斗出来的，当然禹作敏也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从前述通讯和揭露看，他的缺点、毛病是早就存在的，随着一些人的捧场，一些人的放纵，恶性发展起来，终于堕落到犯大罪判重刑的地步。看来“俊”归“俊”，“丑”归“丑”，应该分清楚，绝不能让它们抵消、顶替或者掩饰。　　“将功抵罪”——你过去有功，可抵现在之罪。这是封建时代皇帝对功臣的“恩典”，东汉刘秀甚至慷慨地规定，“铫不反汉，汉不斩铫”——你铫期跟我打天下有功，只要不造我的反，随你干什么坏事都无死罪。皇帝老儿是喜怒无常的，多少受此殊荣的功臣不仅本人被杀，且被灭族，遑谈免什么几死！非常奇怪，皇帝老儿没有做到的，今天在我们一些人身上却能起作用，往往成为严格执法的障碍。当然，禹作敏没有开国之功，但有领导大邱庄发展经济之“功”，听说还有以多种形式向某些人报效之“功”。他为非作歹多年而有恃无恐，这很可能是个重要原因。　　据说天津市人代会、党代会、政协会上，有些代表、委员早已并多次提出禹作敏的问题，但都没有回应。是不是上述思想在某些领导同志的头脑中起作用？结果挫伤了提问题的代表、委员的积极性，削减了群众对政府提倡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心？当然，也害了禹作敏本人，如果他还曾经有过迷途知返之心，能够接受教育、帮助以及某种告诫性处理的话。　　50年代初期，我国有个“三反”运动，处决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群众热烈拥护。刘、张都是老革命、高级干部，还称得上是开国有功之臣。他们两个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共产党，在国民党监狱中十分坚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工作积极，但胜利后被“糖衣炮弹”击中，犯了贪污重罪。党和政府没有以他们的俊遮他们的丑，没有以他们的功抵他们的罪，而是“挥泪斩马谡”，记下他们的昔日之功，惩罚他们今日之罪。四十年过去了，人们至今念念不忘，我看就在于当时严肃认真，令出法随，什么姑息、照顾、迁就、庇护等等思想、行为，都排除得干干净净，真正做到了我们党和政府一贯提倡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93年　　摘自《李庄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