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报纸时代》序

　　中国共产党的报业史，如果从1925年《热血日报》创刊算起的话，已经经历了80年。近年来，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成果频频问世,越来越丰硕，但还鲜有一部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报业改革进程作出全面论述的专史。兴荣老师的这部《大报纸时代》是这方面的一个新的尝试。是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成果。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报业沿着曲折的道路前进；其间历经革命前辈的艰苦创业，才奠定了中共报业的基础。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共产党的引导下迅猛前进，新闻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直到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新闻媒体全部由各级各部门党委统一管理,并开始了对报纸工作进行改革的初步尝试，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旋即中辍。“文革”十年，由于“四人帮”的严密控制，新闻事业特别是报刊出版事业不进反退，受到了极大破坏。

　　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得到改变。首先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它在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促进了新闻事业的改革。中国报业由此迈进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报纸的经营管理日趋市场化、产业化、集团化。其中可喜的现象是：报刊更加贴近实际，更加关注下层人民的生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告事业空前繁荣，一些原属事业单位的如《光明日报》等党的新闻机构也开始尝试实行企业经营。竞争机制被引进新闻事业，经济效益成为媒体经营管理者必须考虑的一个方面。由此催生了报业集团，使党报及其辖下的子报成为一个经营实体。她们兼并发行单位，进行跨行业、跨区域、跨媒体的经营，以至借壳上市，进行资本运作。

　　产业化发展之后，报业成为中国一大暴利行业。2003年，我国与媒体有关的广告业营业总额为1078.68亿元，较之2002年增长40%。其中，广东四家报业集团就有三家广告收入超过10亿。经济效益的增加，使得中国的报业出现了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报纸总数达到2191家；第二个高潮出现在90年代，全国报纸总数达2202家。由于这些报纸以中央和省部委机关报和县市级小报居多，规模不大，抵御市场风险和竞争的能力不强，还存在向基层和农民摊派的现象。国家新闻出版署为此曾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对报业市场进行了调整。到2000年之后，全国报纸数量基本稳定在2053种左右，但由于小报泛滥扰乱市场的现象并未根绝，缺乏淘汰机制，中国报业仍然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所以才出台了2003年治理小报、减轻农民负担的报业大整顿，为报业在入世后的发展扫清障碍。

　　与此同时，在商业大潮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双重冲击下，党报也不敢故步自封，毅然进入市场参与媒体竞争，再次唤起党报改革之风。如此一来，始于2003年的全国党政报刊大整改，便为中国报业带出了新的气象。

　　80年来，中国的报业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其中建国以后的55年，党报始终以其在全国报业中的核心地位，起到主导的作用。关于这段新闻史，有不少学者曾针对不同阶段报业的经营，报业的竞争，以及报业集团的发展趋势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过分析和研究。但以80年来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报业改革为主线，全面的条分缕析其发展进程的专著，还比较罕见。兴荣老师的《大报纸时代》就是其中的第一部。2004年10月，我在清华大学“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曾说过，“对于现在和以后从事新闻史研究的学者们来说，创新非常重要”，“创新的关键是视野上的创新，这对于学历史的人尤其重要”。兴荣老师的这部专著，就是一部具有创新精神的专著。它的创新精神表现在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将近年来各位方家们的讨论吸纳于其中，把中共80年报业史以四波改革区隔开来,进行论述，对晚近两波，即中国报业产业化以及党报走向市场这两波尤为关注，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我和兴荣老师2003年初识于汕头。那年春，我应汕大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陈婉莹院长的邀请，出席该院举办的中国近代新闻史讲座，与师生们分享我多年来的学习心得，并讨论到如何治中国新闻史等问题，曾与兴荣老师交换过意见。2004年4月，在河南开封举行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上，我又与兴荣老师再次见面，就新闻史的教学及报业改革等问题,进行过切磋。对他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中共报业经过八十年的风雨历程，已到达了新世纪的转折点。对此前的历史进行一次梳理和总结，以史为鉴，对中国报业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兴荣老师的这部专著既是这方面的一个梳理和总结，也是他在中国十年进行探索和思考的精华。是值得重视的。

　　2005年4月于北京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