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报纸时代》后 记

　　1994年初夏，我第一次踏足北京，参观故宫毕，沿护城河走向沙滩红楼，脑海中浮现的是上个世纪初，那一场给中国政治、文化带来巨大转折的救亡和启蒙运动。眼前电车和行人交错的五四大街上，曾有多少塔尖人物在这里留下了他们不灭的身影……

　　从《新青年》、《向导》、《热血日报》，一直到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即便环境的重压和个人安危已迫在眉睫，但许多决心已定的报人仍矢志办报；他们既不为名利私心所动，并且置荣辱于度外，在那个年代，报纸与报人实难以分而治之。反而是战争年代结束，昔日备受当局打压的报人，尔后又不见容于所发生的反右倾风波，难免遭受各种误解和掣肘，旋即在政治低压中被大时代的浪潮所呑殁。显然，他们都抱有庄严的理想，并执着躬行，但对残酷现实的拙于应变和无力扭转，亦深值吾人思考。

　　他们，在命运被定夺之前，也许只是最一般的新闻工作者，凭一己之力在社会上彻夜守望，办报成了他们唯一的理想之延伸；但最终亦不免肉体皆精神为办报而生、为办报而死。作为后来者，这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起初是一个人，然后是一群自始至终为办报而生而死，以至遗世而独立的灵魂。

　　因为独立，故不为世俗左右，亦不为强权所屈服，他们在灵魂深处所展现出的人格，是高洁和令人敬佩的。于是，回看当今在商业大潮的感染下，它迫使我们必须面对以下的课题：在讲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报纸是否仍旧作为社会公器，为捍卫大多数人的权益而存在？抑或因为广告的巨大诱惑，它早已变为追求利润的工具？甚至在传统的价值观逐渐剥落之余，如何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有承担的报人？而我们又该如何来继承早期新闻人的理想？这些问题显然令人困惑。

　　历史的推进主要来自所有力图改变现状的人，报人因得风气之先，往往成为向改革投石问路的马前蹄。但历史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它实际上是多年冲撞沉淀的成果；就此而言，任何一个从事新闻研究的人，自不可忽视对新闻史的深层探究。笔者从五四开启中国现代社会的钩沉出发，原以为可凭兴奋之情写作此书，但书稿完成之后，终不可避免为历史的沉重凭添一份难以言说的太息。在横跨两个世纪的八十年当中，中国报业始终处在社会倾轧和时代的摆荡里潜身折变，并且屡屡遭受逆境的试炼。

　　海德格言：人生中可能性的地位比现实性还要高。毫无疑问，过程也许并不平坦，但跨越世俗成败的藩蓠本就需要巨大的勇气，因此我们应秉持这样的信念：在这条路上，已有众多前驱者无惧无畏地走过，我们，既是晚来者，总可以沿着前人的足迹行进；然后向他们曾经展示的理想和人格靠近，庶几无愧乎。

　　本书取名《大报纸时代》，意旨报纸之大时代。盖因中国报业的发展，自改革开放到晚近这些年，集团化的组建锐不可挡。但正如鲁迅于1927年为黎锦明的《尘影》题辞所言：“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因此，在一个群雄竞逐的“大时代”，报业集团是“由此得生”，还是“由此得死”？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感谢新闻界耆宿方汉奇先生为本书赐序，令我倍觉光荣和深感提携之情。我的学生彭珍梅、唐敏仪、张嘉雄、陈玉苗、吴冬瑜和林子漩，因着他们的努力，使本书内容更为充实详尽。这两年在教学和忙碌奔波之余，我对自己能够带领少数几个学生对学术产生微小的兴趣，实感到满足和快乐；他们之中，除了敏仪，其它几位马上都要毕业了，我为此感念不已。此外，汕大新闻学院院长陈婉莹和领导为我提供宽松的研究环境，使我觉得自己十分幸运。

　　本书在某种意义上言，乃记录了我的中国情；它是我十年前在未名湖畔神思积累的胸臆，今得以形之笔墨，诚人生快慰之事。惟书中不足处，尚望赐正。最后，仍要感谢南方日报出版社陈微尘副总编辑对本书的厚爱，她的责任心和创意令我印象深刻。

　　2004年岁末隆冬，我再次途经沙滩红楼，天空正飘着细雪，迷蒙中……

　　五四，竟变得忽近忽远……

　　胡兴荣

　　2005.4于韩江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