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中国报业改革进程

　　早在唐代，中国就有了官方的报纸。至19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从国外到国内出现了一批传教士所办的报刊，具有现代意义的报纸于焉诞生，而中国近代的新闻事业实发轫于此。随着报业思想的演变，中国的报业与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交织出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彼此息息相关。其中，报业更贯穿于各行各业，起到沟通各界、传达思想的重要作用。一部中国新闻事业史几乎就是中国近代史跌宕起伏的缩影。

　　经历了戊戌维新和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紧接着是革命的层层推进和新中国的成立，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进程上，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的新闻传播事业。它的产生及繁衍更迭，莫不与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发展紧密相连。

　　1922年，中共第一份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创刊，显示出中共对报纸宣传的重视。从此，中国共产党人把报刊作为最有力的宣传武器，并加以运用。他们明确提出报刊的阶级性质，认为不同阶级的报刊应为各自的阶级利益服务；指出党领导下的报刊是党的言论机关，宣传和组织是报刊的首要任务。

　　自此，中国共产党把新闻传播事业纳入党的事业。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发展，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的经验积累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一套具有时代烙印和阶级特色的新闻理论体系，对党报的性质、特色、作风、办报方针以及党报与党委的关系、党报与群众的关系、党报与实际工作的关系等，作出了系统的阐述。在这个基础上，党报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全党办报、全民办报、报刊受党委领导，政治第一、技术第二等意识，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思想的核心内容。

　　新中国成立之际，新闻事业的确立和发展经历了一段曲折和漫长的道路。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报纸进行大整改，所有媒体都收归党的掌管之下，全国的报纸都是党的“喉舌”。至1956年，新闻界出现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现象，严重阻碍报业的发展。为了打破沉闷的办报氛围，《人民日报》率先吹响改版号角，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改进文风。在这股风潮的引领下，中国报业改革立刻拉开了序幕，并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但随即受到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而迅速谢幕。

　　在此后二十年的政治文化斗争中，新闻媒体“大鸣大放”，始终充当着“阶级斗争的工具”，甚至在十年浩劫中沦落为四人帮的“政治操控工具”。中国报业的进程于是伫足不前。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此一弊端，并开始探索中国报业市场化的道路。1979年1月28日，上海的《解放日报》率先刊登了文革后中国大陆的第一则报纸广告，新闻传播体制中企业化和市场化经营的理念得以确立。

　　党始终拥有报刊的最高领导权。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对于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有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党员如有意见，可以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提出，但是绝不允许在报刊、广播的公开宣传中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反的言论。”之后，党中央和国家的领导人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要求新闻媒体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组织纪律，强调媒体在宣传方针上必须与党的步调一致，并且明确报纸、广播等媒体是党的舆论机关。

　　进入八十年代，党在报纸的经营管理政策上，虽开始有所松动，但如同经济改革一样，新闻媒体始终处于不断调整和自我变革之中，受新闻政策阶段性的制约，改革步伐难免时快时慢，时松时紧。但受惠于国家中心工作的转移，在二十多年的经济建设时代里，中国报业迅速发展，报纸数量从文革后的42种增加到2003年的2119种，广告收入亦快速增长，1998年高达135亿元。

　　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举世瞩目。加入世贸，国家更广泛、深入地走向开放，报业也随之面临崭新的挑战与机遇。自1996年5月，广州日报社成立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以来，集团化成为报业发展的新趋势。到2004年底，报业市场上先后出现了43家报业集团。产业化的进程也在加速，报业竞争更趋激烈，各大报纸为争夺受众纷纷进行割喉式竞争，价格战、扩版战、发行战一度使得报业市场硝烟弥漫。然而，国内的报业集团与国外的媒体集团相比，仍存在大距离，要与之一较高下，继续做大做强实属必然。

　　为此，经广电局和新闻总署对跨媒体、跨区域经营的审批，2003年底，第一家跨区域报纸——《新京报》诞生。此后，跨媒体经营也迈开了步伐，报业集团开始与网站、电视台等进行合作，并取得成效。与此同时，被挡在国门外的境外媒体也通过合作涉足中国报业市场，首先是Tom.com与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合作，接着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亦不甘人后与《星岛日报》发行《广州日报》海外版。在集团化事业蒸蒸日上的情境下，借壳上市成了报团融资的新手法，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在争取直接上市，北京青年报旗下的北青传媒于2004年12月22日在香港上市。可以说，市场导向将成为影响中国报业发展十分重要的因素。

　　为了排除中国报业市场化进程的障碍，报界又展开了一波空前的整顿。在经济大热期间，新增加的报纸大多是依靠行政命令维持生存的行业报和地方小报。这些报纸不但造成报业市场的虚假繁荣，而且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因此，新闻总署分别在1997年、1999年和2003年对报业市场进行了三次整顿，大大缩减了报纸数量，总体上提高了报纸质量，促使报业市场规范化，并把报业进一步推向市场。

　　面对市场化的冲击，各大中央党报亦不甘寂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等中央党报于2004年4月26日开始在北京市城八区的部分报刊亭上摊销售，并于同年7月1日全面进入报刊亭零售。此举赢得了业界和学界的一些好评，认为党报借此可以增强自身的市场活力，扩大影响，并逐步受到更多普罗大众的青睐。然而，笔者对于党报上摊将赢得读者喜爱仍保留意见，因为只有销售的结果才能说明这些报纸的受欢迎程度，而上摊销售的事实本身并不足以说明此一论点。但凡如此，党报若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市场需求必定从外部引致内部的一次大变革：报纸的版面将更引人注目，内容将更贴近群众，甚至于党报记者的行事方式也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倘若党报能借此摆脱行政摊派的长期牢笼，真正脚踏实地走向市场，那当然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1.2 办报思想八十年的转变

　　中国在十九世纪西学东渐之初及其后的几十年里，一批文人通过办报来启迪民智。他们视国家富强、民族兴盛为己任，认为报纸乃社会之公器，报人乃社会之公人，报刊有“昌言时弊，指斥政府，评论约法”[1]之天职。他们以满腔的热忱，推动了中国报业的启航。

　　1921年以后，共产党把报刊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赋予报纸极强的政治性。到了上世纪40年代，报纸成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增强党性联系群众”是当时对报纸的要求。党报作为党的领导机关，在革命战争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宣传、动员和指导作用，为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所作的贡献不容忽视。解放后，党报仍旧作为中共组织、指导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和政治运动的工具。

　　1956年中，刘少奇开始强调新闻报道要客观、真实、公正、全面，但是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思维定势却支配整个新闻界。作为党的喉舌，无须讳言，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报刊上出现报喜不报忧，甚至报道浮夸，使新闻界走向了极端，造成了社会重大的失误。

　　及至改革开放后，党内一批有深知远见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文革进行反思。报界率先积极响应，在全国发起思想解放运动，不仅冲破了左倾思想的束缚，而且推动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在新的编辑理念下，新闻媒体面目一新，摒弃个人崇拜，恢复批评性报道，重视读者需求。这一时期的报业工作者对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提出理性的批判，认为报纸应以报道新闻为主，从而掀起“党性”与“人民性”之争。

　　一度被封存的理性始有复归，对真理的探求得以开展。应该看到，80年代是年轻新闻人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年代，此时的报业也开始挣脱窠臼，迎接开放自主的格局。

　　进入90年代，市场因素渗入报业经营中，报业竞争更为激烈。报纸的商业化运作增多，自1995年之后，都市报以贴近市民的内容吸引受众，逐渐在报业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80年代的精神并没有很好地传承下来，经济大热使得都市报的内容渐趋低俗化。中国报界出现的两种情况，一种是党报过强的政治性，把所有问题都上纲上线；另一种是都市报不惜以低俗的内容吸引读者，提高发行量。

　　在此之间，就有了2003年底《新京报》的诞生。该报把自己定位于面向城市的、成熟的、有特色的、新型的、主流的都市类报纸，重视新闻评论的深度，希望办成中国的《纽约时报》，这将成为中国办报思想上新的发展方向。

　　1.3 当前中国报业改革的研究概况

　　中国报业改革在如火如荼进行着，报业市场化、产业化、集团化、多元化，一系列报业改革措施的出台，使中国报业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对于报业改革的研究就自然提上日程。许多学者从中国报业属事业型单位的特点出发，借鉴国外报业的成功经验，从报业的发行、经营管理以及人才各方面探讨改革。

　　最鲜明的表现就是研究报业经济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99年，万力主编的《媒介经营与产业化操作实务》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该书汇集了重要媒介在经营和产业化方面的实际经验和成功做法，操作性比较强；2001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滕礼撰写的《报纸策划引论——如何办出一份畅销报纸》；2002年，方汉奇、陈昌凤主编的《正在发生的历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问世，该书从史学的角度研究探讨当前报业改革的现象。同年，第一本现当代新闻业务史专著和教材，刘海贵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

　　自1995年《华西都市报》创刊以来，都市报作为中国报业一股新的力量迅速壮大，并成为中国报业市场上的领航者。都市报热潮自然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1998年，华西都市报的创始人席文举和中国记协国内部主任阮观荣主编的《都市报现象研究》，由新华出版社出版；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都市报研究文丛》面世，其中包括席文举撰写的《敲门发行学》和《报纸策划艺术》，曹建和陈明的《都市报魂》，以及尹韵公编的《聚集华西都市报》和肖云著的《席文举新闻策划》。此外，东方源撰写的《报业风云——南方都市报经营实录》由中央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此间也不乏对晚报和专业报纸的研究，主要包括：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学术委员会主编的《中国晚报学》[3]，探讨计算机世界报运营战略的《新媒体征战》[4]以及由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编的《传媒与生活——生活服务类报刊经营之道》。[5]

　　学者对新闻改革的方式、后果，以及报业应如何在大环境下取得长足发展等问题亦作了多番推敲，甚至探讨了报纸的存亡应该由谁来决定等议题，但遗憾的是，始终没有触及报纸改革的历史进程。而在众多核心期刊及新闻论著中，对中共建党以来报业改革进程作系统论述的文章和著作，则显得较为零散。

　　事实上，自1925年中共创办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以来的八十年里，中国报业经历了四次历史性的重大改革，分别是：一、1942年《解放日报》的整风改革；二、1956年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改革；三、改革开放后新闻事业的大扭转；四、报业在新世纪挑战中的全方位洗牌。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一波和第二波，较多地偏向于政治路线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革。而第三波改革，则从根本上由政治转入经济，无疑是历史的转捩点。至于进入新纪元的新一波改革，实乃沿自改革开放后以市场经济建设为主调的结果。但是，前三波的改革无论从改革的范围和幅度，甚至涉及的人数（下岗的记者和被撤销的地方小报）上，远不及第四波之惊人。

　　随着报业集团的风起云涌，学界纷纷对报业集团的架构、特点、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成果见于各种新闻核心期刊及专书、专论。但事物的发展必有其规律，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中共日报史开启以来，各时期报业改革之运作模式的论述，向读者展示改革在不同阶段的连续性及其演变因由，藉以阐述党报80年的发展历程。此外，本书力图借鉴历史经验，剖析中国报业现状，探讨当前的新闻改革应从何入手？改什么？如何改？望此对业界在把握中国特色的报业上具实践指导意义。

　　注释：

　　[1] 《大共和报》1912年3月7日,章太炎《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

　　[2]同一时期出版的书籍还有：宋建武主编《媒体遭遇战》，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黄升民、周艳主编《中国传媒市场大变局》中信出版社2003年；周鸿铎主编《报业经济》，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欧阳国忠撰写的《中国媒体大转折》以前瞻性的眼光分析和展望中国媒体未来趋势，该书于2003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3] 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中国晚报学的专著，记述中国晚报的兴起和曲折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展望21世纪的晚报业

　　[4] 蒋青《新媒体征战》，中信出版社，2002年

　　[5] 宋建武、葛镇庆主编《传媒与生活——生活服务类报刊经营之道》，新华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