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热血日报》应运而生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时，中共中央尚未创办本身的机关报刊，只是将原来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作为党的理论宣传刊物继续出版。

　　2.1 中共成立之初的报刊

　　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向导》周报，为中共第一份中央政治机关刊物。该报由蔡和森[1]任主编，其后，瞿秋白、彭述之继任。陈独秀在创刊之初为其题写刊名、撰写发刊词《本报宣言》，并制定编辑方针。发刊词称“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号于国民之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指导该刊筹创，并以孙铎为笔名参与前期的编撰。这是一本16开铅印周报，封面顶端是用4号黑体铅字排印的英文刊名“TheGuideWeekly”，正中是特号行书刊名“向导”二字。

　　《向导》从创刊到1927年7月在武汉停刊，共出版201期，载文1474篇（不包括“寸铁”短文），累计346万余字。蔡和森、高君宇等负责编辑工作。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李大钊、张国焘、赵世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李立三，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维金斯基等，都曾为该刊撰写文章。

　　《向导》周报的编撰队伍不同于当时风行的同人办报、书生议政，而是一个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坚强的战斗集体，充分体现了革命家和政治家办报的风格。他们是编辑、记者和通讯员，但首先是政治家和革命活动家。他们置身于国民革命的前列，深入群众，记录斗争、反映实际。通过他们的耕耘，《向导》周报唤醒了中国众多受压迫的读者，对统治阶层和压迫者的敌忾同仇，向人民展示出共产党对国家前途的希望。

　　《向导》以报道评论国内外政治时事为主要内容。设有《时事评论》、《读者之声》、《各地通信》、《寸铁》等固定栏目。该周刊创刊伊始，时值中共“二大”召开后的2个月，中共充分利用这块舆论阵地，全力宣传党的“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宣传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民主联合战线”，批驳敌对宣传和各种错误思想，并大量报道全国各地工人阶级斗争的情况，激发革命斗争的信心。《向导》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它注意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评述中国革命各方面的实际问题；它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宣传共产党民主革命的纲领、战略和策略；它尖锐地揭露和批判各种政治主张和思潮。在实际操作中，不但结合中国革命的情况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学说、党的纲领和政策，而且对鼓舞群众士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由于《向导》的宣传主张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这引发了北洋政府的顾忌，他们首先通过邮局暗中没收，接着又公开下令查禁，对《向导》施以各种阻难。周刊创办共5年之久，到1926年4月间，每期总印刷量达2.9万份，是一份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刊物。一些读者来信称《向导》的报道和评论，“实是引导一班被压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之下的人向光明路上走的一盏明灯，实是真正能够解放一班被压迫的人们的言论”。它的“呼号——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唤醒了不少在迷梦中的青年”。《向导》自创刊起，就以其鲜明的革命性、深刻的思想性、犀利的战斗性受普罗大众的喜爱和欢迎，全国各地人民群众把它视为中国四亿同胞的救命符，称它为“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人民革命忠实而勇敢的“向导”。由于声望的壮大和民众的拥护，该报发行范围不断扩大，分销处由初始的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四地发展到全国二十几个大中城市，影响还波及乡村；在国外如法国巴黎、德国柏林也设有分销处。发行量最高时达10万份，还出版过50期为一集的合订本。1927年因国民党实施“清党”被迫停刊，至此《向导》共出版发行了201期。

　　期间，无论是蔡和森或彭述之都未曾自始至终主编《向导》周报，唯有陈独秀与《向导》周报共命运。作为中共中央的总书记，他在名义上虽并未担任该报的主编，但实际上一直是该报的灵魂人物。除1922年底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和1926年初因病住院外，几乎每一期《向导》周报上都有他的文章。有时甚至整期都是他的文章，如第55－77期等。据统计，《向导》周报上署名“独秀”、“实庵”的文章就有266篇，“寸铁”短文402篇，约占整个《向导》周报的五分之一。[2]

　　《向导》周报不仅在党的新闻报刊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现代中国报刊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向导》对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宣传不力，甚至存在值得争议的观点。如把民主革命的成功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的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的机会”。[3]

　　继《向导》之后，中共在广州创办了《新青年》季刊（1923.6.15-1926.7）作为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主要侧重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加强党的理论建设。该刊为不定期刊，一共出版了9期。1926年7月，因党忙于北伐战争而自动停刊。《前锋》月刊（1923.7.1-1924.2）是中共创办的另一份机关刊物。《前锋》在上海创刊，但为转移敌人视线，其封面假托在广州出版，到停刊时只出了3期。《前锋》的主要特点是重视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以上两份刊物都由瞿秋白主编。

　　当时，《向导》、《新青年》、《前锋》相互配合，在思想、理论和政治上，形成一个强大的宣传阵势，有力地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胜利发展。除此之外，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独立出版报刊，公开发行。这

　　些报刊包括，在四川成都创刊的《人声》，于北京创刊的《先驱》半月刊以及在广州创刊的《青年周刊》。《先驱》诞生于1922年1月15日，创刊之初由于北洋政府查禁，办到第4期即迁至上海。同年5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先驱》遂成为团中央第一份机关报。该刊于1923年8月15日发行到第25期后停刊。此后，团中央召开二大，决定在上海出版新机关报《中国青年》，由恽代英[4]出任主编。《中国青年》是大革命时期最出色的报纸之一，共出版了168期。一般情况下发行1、2万份，最高时能达3万份。它主要关心青年的成长，引导青年正确对待学习、工作和生活，同时，它还配合《向导》评述国内外政治时事，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主张。

　　中共一向认为，广大工人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队，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创办了不少工人报刊以推动工人运动的开展。这些报刊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包括：中共第一张全国性工人报纸，创刊于上海的《劳动周刊》（1921.8.20-1922.6.3）以及北京的《工人周刊》（1921.7-1926年底）。国共合作后工人运动复兴，新出版了一批工人报刊。其中重要的有，1924年10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创刊，用于指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刊物《中国工人》、前身为创刊于广州的《工人之路》周刊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工人报刊出版时间最久的一家日报）等。

　　同一时期，中共还出版了一批农民刊物。主要有《中国农民》（1926年1月创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农民运动》周刊（1926.8.1-1927.6）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通俗、活泼，从内容到标题都适应农民的需求，文字明白如话。与此同时，革命的军人报刊（《中国军人》、《军人日报》）、学生报刊（中华全国青年总会的《中国学生》）、妇女报刊（《妇女声》）也都兴办起来。

　　从整体上看，中国共产党是先办中央党报，然后在加强党报的同时创办地方报刊。从策略上，他们是一方面加强对中央报刊的监管，使之成为革命舆论的领导者及中坚力量，另一方面建立地方报刊，使全国上下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团报刊网络。《向导》等中共中央机关报刊，面向全国发行，即使在北洋军阀统治中心的北京，李大钊还秘密组织了《向导》的翻印工作。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上，有时也出现《向导》出版的广告。

　　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由于中国共产党人从各方面、采取多种形式，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宣传工作，使马、恩、列著作的中译本，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活动都比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有显著增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逐步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这一时期，中共的办报思想已经萌芽。1927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第一个决议》规定：党的出版物应由中央或地方党委经办，党员负责编辑，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5]这一规定为日后中央监管和控制报章提供了依据。

　　关于报刊的性质和作用，中国共产党人也自有一番见解。他们明确提出报刊的阶级性质，指出不同阶级的报刊总是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新青年》改组后，陈独秀最早用阶级观点，分析道：“资本家制造报馆，报馆制造舆论”。[6]他们还认为，新闻自由是有阶级的，且总与社会制度紧密相连。在中国军阀统治下，只有统治阶级出版报刊欺骗人民的自由，而没有广大人民的言论自由。对于资产阶级办的报纸，无产阶级是得不到新闻自由的；同样，无产阶级办的报纸也不会给敌对阶级以新闻自由。这样一来，中共的报纸便只能发表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文章。

　　2.2 第一份党报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所创办的刊物多为周刊和月刊。1925年6月《热血日报》诞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份党内日报。它的问世，五卅运动是直接导火线。

　　2.2.1五卅运动

　　1925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同时选举瞿秋白为中央委员，他和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中央局，并与蔡和森一起担任中央宣传委员，负责主编《向导》。杨之华[7]担任中央妇女部委员。

　　在中共领导下，上海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沪西小沙渡地区日本资本家开设的棉纺织厂，日本工头毒打女工，无理开除工人。工人们群起反抗，并向中共领导的沪西工友俱乐部要求给予支持。中共上海地委紧急通知上海大学支部派人组织罢工委员会，领导工人罢工，反抗日本资本家的迫害。上海大学支部成立后，即派邓中夏、郭伯和、刘华、杨之华等到沪西工友俱乐部，和原来在那里的李立三等一起，发动了著名的二月罢工。

　　5月上旬，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资本家取缔工会，工人又连续罢工，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也要求厂方承认工会和增加工资而举行大罢工，这些工人运动均取得一定的胜利。5月下旬，为反对日本资本家压迫工会，纱厂工人又举行第二次大罢工。5月15日，上海日本资本家枪杀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十余名工人。24日，上海大学学生结队去参加顾正红追悼大会，途经租界时四名学生被捕，租界当局以“扰乱治安”之名，定于30日公开审讯这些学生。工部局总巡麦高云，下令巡捕可向中国“暴民”射击，不许朝天开枪。5月28日，青岛日本纱厂资本家勾结奉系军阀枪杀八名罢工工人，重伤十余名，逮捕七十余名。日本资本家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更大的愤怒。

　　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在5月30日组织群众前往租界中心进行示威。30日清晨，学生从四面八方陆续汇集公共租界中区，在审讯地点发表演讲，号召市民反抗资本家的暴行。下午，大批工人和职员加入演讲行列。

　　就在同一时间，三名演讲的学生被拘捕。群众齐集捕房门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3点45分，英国捕头突然下令开枪，13人死亡，伤者无数。[8]

　　2.2.2 《热血日报》横空出世

　　五卅运动，震惊中外，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惨案发生后，帝国主义胆战心惊，在使用暴力镇压的同时，英、日、美等国封锁消息，掩盖事实真相，还利用新闻宣传，进行造谣和诬蔑。而设在租界里《申报》、《商报》、《时事新报》、《中华新报》、《神州日报》、《民国日报》等9家中国人的报纸，在政治和经济的压力下，采取了消极妥协甚至媚外的态度，不敢如实地报道事实真相。有的把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描写成英国巡捕因群众不听劝告，不得已才开枪；有的直接刊登帝国主义通讯社发布的造谣电讯，成为帝国主义的义务宣传员；有的拒登革命团体、爱国人士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的宣言、通电；还有的散布“诉诸公理”、“法律解决”妥协论调等。

　　鉴于这种情况，为了指导五卅运动的发展，并向广大民众报告惨案的真相，中国共产党感到迫切需要加强报刊的宣传工作。31日清晨，中共中央在闸北横浜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会议决定成立行动委员会领导展开反帝斗争，立即成立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宣言，号召罢工、罢课，由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刘华和瞿秋白等组成行动委员，展开反帝斗争，除加强《向导》的宣传活动外，同时还决定出版一份自己的日报──《热血日报》，由瞿秋白负责主编，并从中央宣传部、上海《民国日报》、商务印书馆抽调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后改名为何公超）等人组成编辑委员会。该报具有比较完备的报纸形态，为日出四开四版一张，设有社论、本埠新闻、国内要闻、国际要闻、紧要消息、舆论之裁判等栏目。另外还设立了4开4版的副刊《呼声》，主要刊载小言论、杂感、小通讯及文艺等。

　　《热血日报》以发扬“民气”、“作被压迫民众的喉舌”为职责，以新闻报道为主，及时报道评论运动形势，引导民众。在五卅运动期间，报纸曾大量报道工商学各界的群众斗争，猛烈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热情传播国际无产阶级支持中国人民的消息。在6月4日创刊号《发刊辞》中，《热血》报人写下了这些充满激情、激动人心的话语：

　　“洋奴，冷血，这是一般舆论所加于上海人的徽号！可是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尤其是大马路上学生、工人同胞的热血，已经把洋奴、冷血之耻辱洗涤得干干净净。

　　民族自由的争斗是一个普遍长期的争斗……要用上海市民的热血，引起全国人的热血；时间上要用现在人的热血，引起继起者的热血……”[9]

　　此外，创刊号还发表了长篇新闻综述《上海外国巡捕屠杀市民之略述》，详细描述五卅惨案发生的经过。同时，还撰写社论《外人屠杀之反抗运动方针》，提出当局应赔偿死伤损失，应允工人罢工条件，取消工部局的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武装势力等8项要求。[10]

　　《热血日报》非常重视工人意见，不但组织了群众通讯员，而且经常刊登工人、学生、店员、海员的来稿来信。编辑修改文稿时，十分注意文字的通俗化，尽可能让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也能读懂报章所言。为办好这份报纸，编辑记者全力以赴。主编瞿秋白分别用“热”、“血”、“沸”、“腾”、“了”等作笔名，先后为该报撰写了二十篇论文。

　　6月上旬，经美国驻华代办梅耶策划，由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组成“六国沪案调查委员会”到达上海，制造“和解”气氛。《热血日报》发表《公使团与开枪的西捕》、《无耻的美帝国主义》等文章，揭开他们的假面具，号召中国人民不要对帝国主义存任何幻想，而必须打倒它们！

　　五卅运动爆发后，北京政府派遣“特派员”蔡廷干、曾宗鉴到达上海，声称要调查和交涉五卅屠杀民众惨案。然而，对于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解决五卅惨案的合理条件，他们回应：“此等条件未可一律看待，亦犹国民拿一桌菜来，我不能一时即吃，尚须有所选择”。他们还公然为逞凶杀人的帝国主义国家开脱：“日领甚表好意，国际事件，甚赖各国之相助，愿国人亦分别视之。”他们劝告工商学界停止罢工、罢市、罢课，开市、复工、上课。对此，瞿秋白在为《热血日报》所写的社论《监督政府的外交》及《五卅交涉的危机——注意亡国的外交政策》中，严厉质问：“蔡、曾两人究竟是代表中国，还是代表日本、英国、美国？”“这种政府代表，我们还能避免和他们冲突？还能相信他们办交涉不辱国权？”[11]“蔡曾这种口吻，简直是代表外国人向国民宣战”，“这种外交代表不但是中国人格的大耻辱，简直公然做日本的走狗。他们来上海的使命，照此看来，并不是调查五卅屠杀案，也不是办交涉，简直是做日本人的奸细，想破坏罢市罢工运动，以献媚于他们的主人。”[12]日报还呼吁：在帝国主义走狗北京政府的欺骗和压力面前，中国人民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斗争。因此，“必须用‘坚持’与‘团结’这两个武器……坚持的反面是‘速了’，团结的反面是‘分裂’，所以‘速了’与‘分裂’这两个口号，都是奸人暗中破坏我们此次运动之武器，我们要防备！”[13]

　　果然不出《热血》报人所料，民族资产阶级在利益的诱惑下脱离了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代表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上海总商会，为了左右运动的发展，另外组织了“五卅委员会”，把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项条件改为十三条，删弃撤退外国军警、取消领事裁判权、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等重要条款。对于这种行为，瞿秋白在《上海总商会究竟要的是什么？》一文中指出，总商会代表一小部分殷实的大商人，钱多势大，理应赞助反帝爱国运动，而实际上“却第一步就破裂这一民众的对外运动”，他们“要的是保障外人在华利益”，“完全牺牲民众利益，要的是垄断交涉，希图讨外人的好。”[14]在《全中国都要受外人屠杀了——上海总商会却还要反对民众的团结》一文中，瞿秋白号召“大家赶紧起来反对，尤其是商界，不应当让这少数人垄断，冒名代表全体商人。”“当今最紧要的事，便是乘这民气伸张的时候，把学生、工人、商人都严密地组织起来，甚至于乡村中的农民，也应当帮助他们组织。有了这种组织之后，民众才能有真实的力量，才能持久的和强暴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去奋斗”[15]。

　　6月中旬，北京政府交通部禁止工人集会取媚外人、湖北军阀萧耀南在汉口枪杀爱国者等消息传来，瞿秋白立即发表《推翻媚外的军阀官僚》一文，指出军阀官僚“甘心做帝国主义的走狗爪牙，残杀同胞，压迫平民的爱国运动”，全国人民“应当立刻起来反对，反对这些帝国主义者的刽子手！”“推翻这种政府！”[16]

　　《热血日报》尖锐地批评了对帝国主义实行退让妥协的谬论。瞿秋白撰文指出：“我们应当认清：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英、日、法、美等帝国主义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军阀政府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他们“一致以全力维持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这种制度”。“只有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列强各国的民众、工人、农民以及受列强压迫的其它弱小民族，如印度、朝鲜等，才能真正援助我们”。瞿秋白发出明确的呼告：“总之，我们民众要靠我们自己，要靠我们真正的朋友，大家合力一致的奋斗，反对我们国外国内的一切敌人，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根本解放中国，不再受人屠杀！’[17]我们应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但绝对不可接受戴季陶的荒谬主张，把敌人当成了朋友。

　　《热血日报》以其尖锐的言论，推动五卅运动走向高潮。然而没过多久，同年6月27日，由于奉系军阀部队开进上海，开始镇压群众运动，承印该报的明星印刷厂遭巡捕房封闭，《热血日报》出版未满一个月即被迫停刊，总共发行了24期。

　　《热血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对“五卅”运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从6月4日出版到6月27日被封闭，它以其战斗性、鼓动性和通俗性，深获广大工人群众和市民的欢迎和喜爱，出版至第十期，“销数即达三万，投稿通信与亲来接洽者，日以百计”。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到街上销售报纸，还有的主动捐款支持报纸的出版。《热血日报》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它的影印件合订本。

　　2.2.3 瞿秋白（1899－1935）

　　《热血日报》之彪炳史册，其主编瞿秋白实乃功不可没。他对中国共产党新闻的发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堪称中共的“热血报人”。

　　瞿秋白，1899年生于江苏常州；1910年进常州中学堂读书；1916年秋冬到武昌入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1917年9月，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建党之初，瞿秋白是党报建设的主力要员，先后主编《新青年》季刊、《向导》周报、《热血日报》，以及30年代的《红色中华》[18]，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报刊活动家之一。

　　1919年，瞿秋白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并在北京《晨报》、《新中国》等报刊上发表政论、译作。同年11月1日，与郑振铎等创办《新社会》旬刊，次年5月1日出版19期后被查封，发表文章20篇。1920年8月5日，又与郑振铎等合办《人道》月刊，开始倾向社会主义。同年10月16日，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身份，与俞颂华、李仲武一道从北京出发前往苏俄采访。途径哈尔滨时，瞿秋白在一次共产党聚会上听到《国际歌》，深受感动，把它译成了中文，歌名International直接音译为“英特纳雄耐尔”，1923年6月发表在《新青年》复刊号上。歌词以后经过别人修订，但“英特纳雄耐尔”的音译歌名则不曾改动。

　　在去苏沿途三月和旅居苏俄两年间，他共发表新闻通讯数十余篇，仅《晨报》就刊出41篇，达16万字，还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文学史》、《俄罗斯革命论》等四本书，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情况。在苏俄期间，先后出席过两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一次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多次会见列宁，并于1922年2月经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1月13日，他回到北京。同年6月中旬，在广州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并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7月又兼编《前锋》月刊。1925年1月党的“四大”以后，参与编辑和主编《向导》周报。同年6月4日，在上海创立并主编党的首份日报《热血日报》，领导和宣传“五卅”反帝运动。在上述报刊发表著译述120多篇，着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策略，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和政治观点。

　　1927年3月，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到汉口，负责党中央工作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5月至7月18日主编迁汉的党中央机关报《向导》的最后8期。为该报先后撰写60多篇文章。瞿秋白主持召开“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同年10月，创办中共中央地下机关报刊《布尔赛维克》周刊，任编委会主任委员。1928年5月，再次赴苏联，主持党的“六大”。1930年8月回国，指导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及其副张《实话》五日刊的出版。1931年1月，在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被王明集团排挤出党的中央领导机关。随后在上海与鲁迅一道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指导“左联”外围刊物《文艺新闻》的出版和“记联”的成立，在左联《北斗》、《文学导报》、《十字街头》等进步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

　　1934年奉命离开上海，2月5日到达江西革命根据地瑞金，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继任红中社社长兼主编，并负责主编《红色中华》报。是年10月，国民党围剿急迫，中共中央决定突破封锁，向西转移，瞿秋白被中央安排留下作长征的殿后工作。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一行在福建长汀县水口乡，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在等候判决的那段日子里，瞿秋白潜心读书、练字、写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是他拼写出的最后一诗。6月18日，他在长汀县西门外就义。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领导共产党进行各种理论和实际斗争的同时，也勤于文字，写有散文、小说、诗、评论、杂文、译文等五百多万字。他在政治上是行动领袖，在文艺上也是前卫的先锋，他大量且有系统地翻译俄文著作，包括普希金、高尔基、果戈里、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小说，以及各种论文，被鲁迅认为是最好的俄文译者。他提出文学的阶级性内容，呼吁为无产阶级而写，在中文里奠定左翼文艺理论基础。他最早致力处理汉语现代化问题，提倡书写口语化、汉字拉丁化，写出厚厚一册专业的《新中国文字草案》。他还谈论过“文人无文”的现象。

　　上世纪50年代，瞿秋白被称为“不屈不挠的共产党员，不朽的烈士”。文革时期，却被打为“叛徒”，虽身已去，仍受到批判。80年代，中共中央重新奉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瞿秋白早期部分著作收入《瞿秋白文集》，部分遗著被编为《瞿秋白选集》，以及《瞿秋白诗文选》等。

　　2.3 党报的发展：前仆后继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查封《贯彻日报》，控制《民国日报》，公开反共，镇压工农武装革命。共产党的报刊和出版机构一概被封，革命报刊出版中心转移至武汉。《向导》、《中国青年》迁到这里，与原有的《楚国日报》、《汉口民国日报》等组成强有力的舆论宣传阵地。《向导》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和《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纪实》等报告，号召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抵制蒋介石。《中国青年》则抵制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意识，并驳斥农民运动过激的论调，主张镇压反革命，还批评武汉政府对反革命的姑息。

　　“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回上海，立即布置报刊出版工作。此一时期，白色恐怖盛行，国民党和各军阀纷纷对进步报刊及报人实行围剿，使中共重新创办的报刊不得不采用化名。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级党部努力恢复和加强宣传工作，极力筹备面向党外的报刊，同年10月24日，由瞿秋白主编的《布尔塞维克》创刊，它的《发刊露布》指出：“谁能解放中国，使中国最大多数工农贫民自己得到政权，开辟真正社会主义正确道路？只有布尔塞维克！”该刊前16期为16开本周刊，后来改为32开本，半月刊、月刊和不定期刊，1932年7月，出版到第5卷第一期即停刊。《布尔塞维克》是继《向导》之后又一份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红旗》周刊（后改为三日刊），由中共宣传部主编。从第40期起，被指定为“全国政治机关报”，内容主要有社论、国内外消息，以及对每周发生的政治事件和国家大事所发表述评，还刊载大量党的文件，以指导当时革命运动。1930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红旗》和在当时被称为“全国最好的地方报纸”的《上海报》[19]合并，出版《红旗日报》，李求实[20]任主编。《红旗日报》在发刊词《我们的任务》中写道：“在现在阶级社会里，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该报出到第162期后成为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

　　上海成为共产党报刊的出版中心，除了上述的机关报刊和通俗报纸外，上海的一些革命团体也出版了报刊，共产党还在上海创办了工农通讯社。在国统区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团体，也秘密出版刊物。由于国民党当局实行严酷的新闻统制政策，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影响，加重了困难与损失，以致共产党的报刊无法在国统区出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及时地由城市转向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建了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党的新闻事业也在农村中建立和发展起来。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同时召开的中央苏区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指出，“建立健全的党报，反对忽视党报的倾向。党报是领导全党斗争，组织广大群众在政治主张周围的一种最重要的武器。建立完善的党报，应看成是党的建设工作重要的一部分。”[21]在此期间，各革命根据地纷纷办起报刊。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到1934年，革命根据地创办的报刊约160余种，目前有据可考的为130余种。[22]

　　1931年“九一八”事件以后，日本加紧侵华步伐。中国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相继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一二九”学生运动、“西安事变”等抗日怒潮。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站在抗日救亡的最前列，积极宣传团结御辱、一致对外的革命思想。这

　　段时间内，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空前繁荣，产生了许多影响较大的报刊和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1931年11月7日）、《红色中华》报、《红星报》及《青年实话》等。这是人民政权下的新闻事业，在物质匮乏的战争环境下，根据地新闻事业艰苦创业，积累了有益的经验。《红色中华》等报刊及时刊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有关抗日的决议、宣言，反映人民群众的抗议呼声。抗日根据地的交通站，不但传送党政军民的公文和信件，还发行抗日报刊。交通员们把抗日报刊传播到各个根据地的每个角落，鼓舞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意志。有时还把报纸散发到敌人的据点和岗楼上，甚至贴到敌人盘据的城门上，对鼓舞人民斗志、瓦解敌伪军心起了很大作用。复刊后的《红色中华》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中国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1937年1月29日，《红色中华》改名《新中华报》，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新华通讯社，新办《解放》周刊等报刊。根据地新闻事业开始走向新的发展道路。

　　1939年至1941年，是中共党报发展的重要时期，一批社会机关团体的核心报刊创立。中共中央出版的以党的建设为中心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于1939年10月20日创刊，毛泽东亲自为其撰写了发刊词。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工人》于1940年2月7日创刊，另外如《中国妇女》、《中国青年》、《边区群众报》等报刊亦纷至沓来。

　　1941年后，抗日战争在经济上进入了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一方面，日军集中了侵华的大部分兵力，对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极为残酷、疯狂的“大扫荡”；另一方面，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浪潮，重兵包围八路军、新四军，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敌对势力的夹击之下，各敌后根据地物资匮乏。此外，皖南事变后，党在国统区出版的《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受国民党当局越来越严重的迫害，使它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主张的宣传受到很大限制。从新闻战线的情况来看，尽管当时在延安的报刊数量较多，但大部分为发行间隔较长的刊期，且内容多以理论宣传为主，而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又是4开4版的三日刊，其时效性和篇幅都已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共决定将延安的《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并易名为《解放日报》继续发行，以加强和改进党的宣传工作，同时停办《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刊物，以便集中精力办好《解放日报》。

　　注释：

　　[1]蔡和森（1895－1931），《向导》周报主编。1918年与毛泽东一起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先驱》主编以及《布尔塞维克》编委。1931年6月被捕，同年底遇难。其政论和理论著作已收入《蔡和森文集》

　　[2] 蔡铭泽《〈向导〉周报研究》，第1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3] 陈独秀《资产阶级与革命的无产阶级》，载《向导》，第22期，1923年4月25日

　　[4]恽代英（1895－1931），字子毅，江苏常州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当选团中央委员，担任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并先后主编广东《红旗》半周刊，编辑上海《红旗》，1930年5月在上海被捕，次年4月29日在南京遇难，遗著汇集出版《恽代英文集》

　　[5]丁淦林、刘家林、孙文铄、张之乐、哈艳秋、姚福申、钱晓文、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第21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6] 同上

　　[7]杨之华（1900－1973），著名妇女活动家和报刊编辑撰稿人，瞿秋白夫人，曾学习于中山大学，1962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中央监察委员，文革中遭迫害

　　[8]“《热血日报》主编”，http://www.czlib.net/tesezhuanti/shidamingren/quqiubai/200310310059.htm

　　[9] 中国共产党创办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http://www.luckup.net/n/ca29061.htm

　　[10]丁淦林、刘家林、孙文铄、张之乐、哈艳秋、姚福申、钱晓文、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第22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11] 《热血日报》，1925年6月9日社论

　　[12] 《热血日报》，1925年6月10日社论

　　[13] 《热血日报》，1925年6月6日社论

　　[14] 《热血日报》，1925年6月14日社论

　　[15] 《热血日报》，1925年6月15日社论

　　[16] 《热血日报》，1925年6月19日社论

　　[17] 《热血日报》，1925年6月22日社论

　　[18]《红色中华》四开，一般出4－6版。第1至第49期为周刊，50－147期为3日刊，148期后为双日刊，起初为苏区中央、政府机关报，1933年2月4日，第50期起改为苏区、党、政、工、青中央机关的共同机关报，1935年1月21日因经济原因停刊，同年11月在瓦窑堡复刊

　　[19]《上海报》前身为1924年4月17日出版的《白话日报》，李求实主编，5月19日改由中共宣传部、中共江苏省主持，是一份办得有成绩的通俗报纸

　　[20]李求实（1903－1931），原名国伟，笔名伟森，著名共产党报刊活动家，1919年参加武汉学生运动，1921年入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报》、《红旗日报》主编，左联“五烈士”之一

　　[21]丁淦林、刘家林、孙文铄、张之乐、哈艳秋、姚福申、钱晓文、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第22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22] 严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第80页，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