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为父保枪十岁救了个“娘”

　　也许大家还记得“南京路上好八连”和《红旗谱》中的人物“朱老忠”。几天前，在济南警备区干休所，记者采访了“好八连”首任连长、《红旗谱》中“朱老忠”原型——刘五奎的外甥女刘文芳老战士。面对记者，这位73岁的老党员回忆了自己从小跟着共产党抗日的感人往事。

　　7岁那年，父亲被捕

　　我舍命保护父亲佩枪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久，八路军挺进华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以打击日寇嚣张气焰，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挺进敌后，除打仗杀敌之外，八路军还广泛宣传，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抗日组织和抗日政权。在华北地区，共产党建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中行署及各县、区抗日政府。

　　我父亲刘凰翔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担任八路军冀南军区独立营营长。父亲机智聪明，胆识过人。当时，日寇和伪军对革命地区封锁非常严密，冀南军区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极度匮乏。没有子弹，战士们只好往子弹夹里装高粱秆。为往军区运送枪支弹药，父亲专门组织了一次“出殡”，棺材里整齐地垒放着步枪和子弹，身披孝衣、跟随棺材“恸哭”的男女老少终于瞒过了敌人。事后，敌人加紧了对父亲的搜捕行动。

　　1939年2月，父亲带着警卫员回家过春节。年三十深夜，因汉奸告密，几百名日寇突然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了我家。听到动静的父亲刚把随身佩带的手枪扔给我，日寇就冲到了屋内，接着就把父亲五花大绑。我把枪放在并合的大腿上，用肚子紧紧地压着，两只胳膊抱着双腿蜷坐在床头。那一年，我才7岁。已经见多了这种场合的母亲一边哄着年仅3岁、被吓哭的弟弟，一边有意挡护着我。敌人最后只抓走了父亲。父亲临走时对我一瞥，仿佛在说：决不能让枪落在敌人手里！

　　怎么办？敌人一旦发现父亲身上没有枪，肯定会回来寻找。一旦被鬼子从家中找到枪，全家都可能被杀害。这时，我想到了院子里的水井。扑通一声，枪沉到了水底。我想，这下安全了。敌人很快回来寻找手枪。凶残却愚蠢的敌人把全家翻了个底朝天，最后还把地挖了1米多深也没找到那支被父亲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手枪。敌人用尽各种非人的手段，也没有从坚强的父亲口中撬出任何有用的东西。父亲最后惨遭杀害。

　　8岁那年，辫子藏情报

　　我当了党的通信员

　　位于河北石家庄市东部平原地带的正定、藁城、栾城三县搭界(当时三县均位于国统区)，中共在三县交界处成立正藁栾县，我的二姨父胡毅时任该县某区(相当于现在的镇)区长，二姨母任区妇女联合会宣传部长。

　　1940年春节，二姨父和二姨母两人回藁城东刘村看望我姥姥时向我们介绍，解放区群众在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下，抗日热情异常高涨，许多青年纷纷参加八路军和抗日群众组织，投身到抗日斗争的滚滚洪流中。听了二姨父和二姨母的宣传，我很受鼓舞，当即表示要跟随共产党去抗日，为父亲报仇、为国家杀敌。当时我才8岁，家人说什么也不同意。但我下定决心非去不可。在我的反复要求下，他们总算勉强答应。二姨父说：“那你就到我们区政府当通信员吧。”从此，我加入了抗日救国的行列。

　　敌人封锁非常严密，经常要对碰到的百姓搜身，有时连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不放过。大人们特意为我扎了两个马尾辫，如果有情报或指示要传递，大人就把写有重要内容的纸条捻成细卷藏到我的马尾辫里，闯过敌人层层关卡到达目的地后，那边的同志会给我扎上新的情报让我带回来。起初，我对他们频繁拆扎我的辫子纳闷，后来才知道辫子里面的秘密。

　　抗日区政府的工作宗旨是：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前线。我们每到一地，就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群众建立青年抗日先锋队、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帮助组建村政府。除了完成送信、勤务工作外，我有空就教儿童团员们唱歌跳舞。我记得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有“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和儿童团歌曲等。有一段歌词我还记得：“红缨枪五尺长，儿童团员扛肩上。走大街串小巷，走到村头去站岗。盘问行人查路条，汉奸特务别想跑……”

　　10岁那年，一声“娘”

　　我救了一位女干部

　　1942年5月1日，日寇集中了10余万兵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5·1”大扫荡。敌人采取“铁壁合围”和“碉堡战术”，逐乡逐村地进行合围清剿，到处实行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的“三光”政策。

　　当时，敌人每占领一地就修碉堡盖炮楼、修公路挖界限沟，大一点的村镇都有日伪军把守的岗楼。根据地的党组织、抗日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财产遭受了极大损失。在那种情况下，组织不便开会，大人们不便活动，只好利用我的孩子身份传递情报和文件，我的任务变得更加繁重。

　　为保存实力以彻底粉碎敌人进攻，根据上级部署，大部队转移到山区斗争，地方部队则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开展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等斗争方式。各级抗日政府和群众组织也都隐蔽分散、坚壁清野，不让敌人扫荡时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连年灾害致使粮食歉收，再加上日伪军频繁扫荡，人民生活非常艰苦，环境异常残酷，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困难时期。我们区政府转移到了晋县和束鹿县一带活动，分散居住在老百姓家中，每人每天连半斤杂粮都很难保障，同志们经常饿着肚子和敌人作斗争。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把抗日政府和八路军视为亲人，不但照顾吃住、救护伤员，危机时刻还挺身而出，掩护我们的同志。

　　1942年夏天，区抗日政府驻在束鹿县车城村。一天早晨，敌人突然包围了车城村，所有的村民都被集中到村中的一个大空地上。端着刺刀的鬼子杀气腾腾地围着群众，数挺机关枪架在一旁，不远处是刚刚燃起的一大堆柴火。敌人很快从人群中认出了几名抗日政府干部，并把他们推到了熊熊烈火中。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抗日英雄们英勇不屈、视死如归。这时候，一个日寇小头目从人群中拉出了一名脸面有些白净的女青年，把刺刀压在她的脖子上问：“你的，八路？”

　　“我不是”，女青年摇头说。

　　“她是不是八路？说出来皇军有赏。”鬼子又通过翻译问群众。人群中鸦雀无声，鬼子要把她往火堆中推了！

　　“娘！”我从人群中拨拉着跑出来，抱住女青年的腿就喊开了。“孩子啊！”她也顺势把我揽在怀里。

　　“她到底是不是你亲娘，不说实话就杀了你！”鬼子把我扯到一旁，刺刀贴着我的鼻子尖。

　　“是我亲娘，是我亲娘！杀了我，她也是我的亲娘！”我奋力争辩着。

　　“是她亲娘”，人群中有人应了一声。女青年终于得救了！

　　我事后才知道，那位女青年还未结婚，是刚刚调过来的干部。幸亏我个头小，才瞒过了鬼子。鬼子走了，我生了一场病。她特意捉来4只麻雀，又向乡亲们借了一捧地瓜面，包了8个饺子送给我解馋。此后，我和“娘”因分散活动而失去联系。

　　11岁那年，一个绊腿

　　我救了一名小学教员

　　1942年的冬天，区政府驻在束鹿县耿天寺村。我们的房东是个“堡垒户”(坚决抗日，坚决拥护共产党、八路军的群众住家)。这一天，天刚露白，大家还在睡觉，忽听房东老乡从外边跑回来大喊：“快起来，快起来！束鹿县城和辛集镇的鬼子汉奸快包围过来了！”

　　胡毅区长闻讯，立即指挥大家向村外迅速转移，同时命令我把所有的文件暂时藏起来，原地待命。房东北屋墙壁和隔壁间有一处宽20厘米左右的夹皮墙，我刚好能钻进去。我迅速钻进去，用土埋好了所有的文件。敌人已经进了村，正挨家挨户搜查，房东就把我藏到她家炕下面的洞里。刚藏好，敌人就闯了进来。

　　“八路的，看见没？”敌人一边乱翻着东西一边问房东。

　　“没看见啊”，房东回答。敌人逮了房东几只鸡，又拿了些鸡蛋走了。

　　晚上，胡毅区长派人接我，并取走了所有文件。临走时，我们再三向房东表示感谢。

　　1943年的春天，我们区政府机关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束鹿县曹家庄。一天早晨，一名值勤民兵突然敲着锣边跑边喊：“鬼子从南面过来了，赶快隐蔽啊！”听到喊声后，我们来不及收拾东西，每个人抓了两个糠饼子就往外奔。匆忙中，有人给我披了一件上衣，我没来得及伸袖，只扣了一个扣子就跟着群众们继续转移。出了村北口，我跟着群众顺着道沟(群众挖的，用来对付敌人)往北转移，民兵们跟在后面掩护群众。敌人闯进了村子，把机枪架在房顶上对着村北猛烈扫射。一头毛驴受了惊吓，顺着道沟在人群中狂奔，踢伤了几名群众。

　　我紧跟在一名个头很高的小学教员后面，敌人机枪扫射出的子弹就在我们头顶上嗖嗖作响。这位小学教员跑起来整个头都露在道沟外，十分危险。我加快脚步跑上去，一个绊腿，小学教员跌倒了，一梭子子弹紧接着就打在了他头顶的道沟沿上。好险啊！“谢谢，谢谢！多亏了你这一腿救了我！”我们沿着东北方向继续转移，敌人没敢追我们，大家都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再回到曹家庄住地后，我才发现身上披的那件只扣了一个扣的上衣袖子，不知何时已被子弹打穿了两个窟窿。大家都说我命大，子弹打穿了衣服竟然没伤到身体。

　　夜过3米深的界限沟

　　我差点被落下

　　1943年秋天，在武工队掩护下，胡毅区长和部分同志由束鹿县境内向石家庄附近的正定、藁城、栾城县地区转移，路上要经过束鹿、晋县、藁城之间的界限沟。为了隐蔽，转移必须在夜间进行。界限沟深2米、宽3米，绵延数公里不等，是敌人挖来对付抗日群众和八路军的。界限沟沟底埋满了竹制或木制的尖桩，人一旦跌落下去必死无疑。界限沟两侧100米以内的树木和庄稼已经被敌人砍光，没有任何掩蔽物。沿沟每隔1公里就有一个日伪军把守的岗楼，一到晚上，岗楼上的探照灯就照来照去，一些巡更的人手提着灯笼敲着梆子乱转。要想过沟非常困难，除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外，还要由当地民兵和内线接应才行。整个行动必须保持肃静，不能发出一点声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要过界限沟了。同志们悄无声息的来到界限沟旁，先放下绳索，然后逐个拉着绳子下滑到沟底。对面的民兵和打更人(我们的内线)也放下了绳索，同志们拉着绳索轻轻地攀爬上去。为麻痹敌人，打更人不停地边敲梆子边喊：“平安无事了……”我太小，自己没法攀爬绳索，只能靠大人帮忙。大家先把我捆住下放到沟底，我悄悄地站在沟底等大人们都过了界限沟之后再拉我上去。可粗心的大人们还没把我拉上去就悄无声息地走了。我被落下了！怎么办？不能喊，也不敢动，听天由命吧。我只好静静地站在原地等待大人们一旦发现把我落下了，能折回来救我。谢天谢地，10多分钟后，我听到头顶上有人轻轻地拍了3下巴掌。是自己人！我也轻轻地回应了3下巴掌，我得救了。就这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整个队伍顺利通过界限沟，安全抵达石家庄地区。

　　1944年下半年，抗战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我们的部队开始反攻，到处攻城夺堡、收复失地。队伍打到哪里，我们后方就支援到哪里，支前工作更加繁忙。由于形势变化越来越利于我方，区政府白天可以公开活动了。我们组织民兵配合部队作战，组织担架队护送伤员，组织儿童团员站岗放哨，发动妇女为子弟兵制作鞋袜，号召群众捐款捐粮……(本报记者马国军)

　　后 记

　　采访中，刘文芳老战士多次提及那些为保家卫国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烈士们。“一想起过去的艰苦年月，我就觉着现在真是幸福，吃什么都觉着香啊！”经历过坎坷岁月的刘文芳老人，也许更能感受到如今幸福生活的弥足珍贵。

　　抗日英雄，人民的英雄啊！在60多年前的那场正义与罪恶的较量中，你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正义和尊严，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爱国诗篇。记载着你们辉煌的胜利勋章，沉重得如同浴血的昆仑。

　　历史毋庸置疑，忘记即是背叛。我们感动于英烈们为民族、为国家做出的浴血拼争，我们更愤慨于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粉饰罪行、挑战正义的邪恶行径。

　　缅怀前辈丰功伟绩，辛勤耕耘美好未来。享受着前辈们拼就的“荫凉”，我们更应做好艰苦奋斗准备，不负英烈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