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忧心的“洗头房跟民工走”

　　陈军

　　包工头老宋手下有100多号农民工，他在南京河西奥体中心的工程不日即将完工。就在施工队准备撤出之时，工地附近洗头房的女老板找上了门。几声亲切的“宋大哥”之后，她开始打听施工队下一站将在何处，热情的女老板表示“施工队开在哪儿，洗头房就跟在何处”（前日《扬子晚报》）。

　　看完这则新闻，我们不得不“佩服”女老板的“精明”。但是在佩服之余，笔者却不得不对这种荒唐现象感到深深地忧虑：随着大批农民工背井离乡进入陌生的城市工作，他们的性权利如何维护，性健康如何保障，的确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如果说“讨工资”是这一群体中存在的一个显性问题，那么他们的“性需求”则是一个隐性问题。

　　我们看到，拼搏在城市工地的男性民工，生理年龄正处于性活跃期，面对长期不能过性生活的压抑，他们找不到正当的途径释放，被迫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去“花街柳巷”找“小姐”。虽然他们可能也知道这是违法的，但是他们同样知道不通过金钱和肉体的交换来获得生理上的需要，别无选择。曾有媒体做过一次调查，在回答“据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样在城市打工的人很久没过性生活了，他们会选择干什么”这一道选择题时，有33%的男性农民工选择了“找小姐”。无怪“洗头房要跟着民工走”，作为长期处于“性饥饿”的农民工，洗头房自然成了他们最主要的消费娱乐场所。

　　性作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属于生存权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这种生存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必将导致“性越轨”现象的无限制膨胀。而这种“性越轨”的后遗症危害也是很大的。可以想像，如果不能用正确的方法解决民工的性生活问题，诸如卖淫嫖娼、艾滋病蔓延、强奸犯罪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将不可避免，这都给社会的和谐稳定增加了不安定的因素。

　　农民工性压抑的现状说到底，还是农民工被作为一个受到严重歧视和不公待遇的群体的必然。虽然《劳动法》早有带薪年假、探亲待遇等保护劳动者的法律规定，但作为农民工本身，他们无力伸张自己的权利，作为用工单位更多的是无视法律法规唯利是图。

　　因此，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部门通过行使自己的行政权、监督权和司法权来维护民工合法的“性权益”就显得尤为重要。行政主管部门在实施强制行为的同时，还要从人性的需求上针对民工存在的生理和精神需求，出台保护他们性权利的政策，比如要求用工单位给农民工休探亲假，为农民工家属探亲提供廉价的出租房屋，给农民工夫妻相聚创造条件等。事实上，只要我们全社会多给外来工一些关爱，那么，他们的“性压抑”问题完全可以消弭于无形当中。

　　希望今后跟着民工走的是自己的老婆，而不是洗头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