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不是万能膏药

　　曹林

　　半个月前，影星刘孜状告房产开发商事件引来连锁效应，最近，上百位文体界明星联名签署了《共筑诚信市场环境构建和谐文明社会倡议书》。新闻发布会上，濮存昕、朱时茂、刘孜、储智博等还受聘担任首批《中国质量万里行》社会质量监督员（昨日中国新闻网）。

　　国人做事有两个习惯，一曰“人堆战术”：无论什么事，喜欢吆喝上一大堆人，所谓“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仿佛数量声势可以在价值上压倒一切，人数可以弥补一切；一曰“明星战术”：无论什么事，只要有明星出马，事情就有了成功的底气，似乎明星是万能的狗皮膏药，包治百药。显然，在“打击假冒伪劣产品”问题上聘上百位文体明星加盟，“人堆”与“明星”两大战术体现得淋漓尽致。

　　笔者认为，在质量监督问题上运用这两大战术是不妥的，既可能在“责任虚置”中模糊权责对称的社会分工，又可能在“明星依赖”中损害法治精神，对“消除假冒伪劣”根本无所助益。

　　在不少问题上，“人堆战术”和“明星战术”是能奏效的，比如说“艾滋病防治”，全民动员可以最大程度地消除预防死角，积极地传播健康的生活理念，而明星的加盟，更能以其社会影响力，促进公益理念的传播，以濮存昕为宣传形象的“艾滋病防治”社会效果就很不错———但“产品质量监督”与“艾滋病防治”完全是两码事。虽然都属公共事务，但“艾滋病防治”包涵的是一种软性的公益价值，而“产品质量监督”，包含着一种硬性的公共权力使用。

　　也就是说，软性的公益价值传播是人人可以担当的，但硬性的公权使用，明星们能承受得起吗？监督权需要以“产品检查权”等一系列权力为前提，赋予明星监督权就是附加上那一系列权力，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对于监督权，能强硬地执行是这种权力的核心，可显然，擅长于吹拉弹唱的明星是无能把握这种权力的；质量监督需要严格的专业知识，明星身上那点点“消费者常识”是不足以支撑起这种监督理性的———显然，这些缺漏会使明星的“质量监督”流于一种毫不可行的“观赏性权力”。

　　实际上，产品质量监督效用的最大化，与执行者人多、人出名是没什么关系的，关键在于分工的清晰和责任的明确———只有在清晰的分工和明确的责任下，谁拥有监督权谁就负起监督责任，出了问题就对责任人进行严格问责，如此才能保证质量监督的到位。而反观现实中的产品监督问题，正在于责任的不明确———观赏性的“人堆战术”和“明星战术”只能将问题搞得更糟、责任搞得更模糊。

　　所以，在质量监督问题上，还是别把明星当成万能的狗皮膏药。其实，明星们做好以下几点就是对产品质量最好的贡献了：一，不为企业做违规形象代言和非法商品广告；二，自身遇到产品质量问题时勇于依法维权；三，走穴之余有暇，多吹吹商家的耳边风让他们“赚钱时讲点道德”———如此，就善莫大焉了。让他们承担力所不能及的事务，只能将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