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邵天:陈云三句真言伴百年(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06日13:18 金羊网-新快报

　　田炳信

　　人物：朱邵天，原广东省外事办公室主任

　　延安时期和五十年代曾任陈云同志秘书

　　时间：2005年06月02日

　　地点：广州沙面大街47号

　　时光的过滤功能真奇妙，能把许多味道———苦味、辣味、酸味、香味、美味去掉。一具埃及的木乃伊，岁月飘零过后，成了一具有考古价值的艺术品；一场沙尘暴，跨越陆地和海洋后，又变成了海洋深处许多生物的营养品。

　　一个老人，经历了一个共和国孕育、诞生、成长、壮大的过程。在寒冬盘踞的岁月里，他看到了僵硬的土地里静静等着春雨来临时挣扎出土的种子；在北风掠过的冷空，他嗅到了春天光临大地的气息。这是一种等待，一种渴望，一种期盼，一种信念。

　　1935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落脚陕北延安。在这支大军到达不久，一名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也迅速融入到这个大家庭中。他就是朱邵天。

　　朱邵天现已离休，离休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广东省外事办主任。今年已经90岁的老人思维清晰，说起往事，就像在谈一件刚刚发生的事情。对他的访谈，把我带进了一段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那段历史沉重、神圣、鲜嫩、火辣的气息，弥漫在我的采访本上。

图：八路军土法炼铁制造手榴弹。

　　复活新闻

　　我们跑到西安的红军招待所，也不敢亮出党员身份，就说想去延安

　　大家请毛主席唱支歌，他就是不唱。贺子珍就唱了一首湖南山歌

　　红军会师陕北就2.5万人，后来为向国民党多要点军饷，就报了4.5万

　　我们在卫立煌那儿秘密建立了党支部，有的人还担任了总司令部的秘书

　　陈云说有钱能叫鬼推磨，给他们一点钱就能把棉花搞过来，这招很灵

　　从小信奉实业救国

　　田炳信：今年是陈云同志百年诞辰，我知道您在延安时期和在东北时期，曾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过，能否谈谈您当时是怎么去的延安？

　　朱邵天：说来话长。我1916年生于山东单县，父亲朱五箴1904年公费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仙台高等工业学校纺织染织系。1911年，身为同盟会会员的他潜回上海、武汉等地参加辛亥革命活动。1913年回国后，曾任济南市山东工业专门学校教授，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工学院纺织染织系主任、教授兼济南鲁丰纱厂技师、包头面粉公司会计师等职，长期从事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活动。

　　田炳信：他的思想对您影响很深吧？

　　朱邵天：对，我父亲一辈子不做官，信奉工业救国，从小就培养我看三民主义，读孙中山的书，所以我很早就有这方面的准备。

　　田炳信：你当年是怎么在北京参与学生爱国活动的？

　　朱邵天：1932年初中学业后，我随父母去了北平，就读于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当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各地不断掀起反日浪潮，北平爱国志士密集，青年学生思想活跃，反日情绪更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我开始接触和阅读进步书刊，并参与了学生爱国活动。

　　1935年，我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当时父亲准备让我留学欧美，但我说我要留下来，他也支持我。我十几岁就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虽然我不是作家，但我参与了它搞的各种活动。那时我还未入党，但我也知道学校里谁是共产党人，只有两三个。

　　田炳信：在当时的环境中，在燕京大学搞一些活动是否会比其他大学方便些？

　　朱邵天：燕京大学是一所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大学，“九·一八”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但反动军警不能进入燕大校园，我们就利用这所学校学术空气活跃，言论结社比较自由，还有斯诺、夏仁德等同情中国学生运动的外籍教师等有利条件，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由此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走抗日救国道路的念头。

　　田炳信：您是什么时候入的党？

　　朱邵天：我高中时就开始看英文版的《评论周报》，上面有关于红军的消息。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我就入党了，但当时北平党组织的关系和陕北延安是脱离的。

　　田炳信：当时要不要办些手续？

　　朱邵天：填过表，但用的是假名。当时清华、燕京两所学校是一个党支部，蒋南翔、姚依林、黄华都是那时候入的党，入党时我们也要宣誓。再后来，斯诺去了趟陕北，回来后用一台小电影机秘密地给我们这些进步学生放片子。我们看得很兴奋。

　　田炳信：当时国民党不敢抓他？

　　朱邵天：他们不敢进燕京大学，那是美国人办的学府，但清华就敢，后来姚依林他们都跑到我们那里藏着。斯诺那次介绍了陕北的情况后说：“哎呀，你们自己去好了！”还给我们画了线路图，这在当时是很冒险的。

　　初访延安轰动全城

　　田炳信：斯诺对你去延安起了煽动作用？

　　朱邵天：对，他引了一下路，然后我们十个学生作为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代表就去了。到西安后，我们跑到西安红军的一个招待所，也不敢亮出共产党员的身份，因为这十个人里好多也不是党员，我们就说想去延安。获批准后我们就坐汽车去了。

　　田炳信：花了多长时间？

　　朱邵天：3天。到延安后，我们就住在中华苏维埃外交部。

　　田炳信：很简陋吧？

　　朱邵天：就几间小土房子。我们几个男生睡一个大炕，女生住旁边一间房子。我们一来就把延安城轰动了，因为是北平来的第一批人，“一二·九”代表团啊！

　　田炳信：见到毛泽东没有？

　　朱邵天：见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林伯渠都来了，和我们谈话、上课。丁玲、陈赓，很多人都来看我们。主席当时住在凤凰山下那个窑洞里，房里有个大炕，有张很普通的桌子，我们就围起来听他们讲，朱总司令专门讲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还见到了写《朱德传》的史沫特莱。我们听说毛主席爱抽烟，就给他带了点。

　　田炳信：您第一次见毛主席时印象怎样？

　　朱邵天：他那时很瘦，还是贺子珍跟着他。参加西北青年代表大会那次，大家请毛主席唱支歌，但他就是不唱。贺子珍看得不好意思就说，我替他唱一个吧，就唱了一首湖南山歌。田炳信：江青那时还没到延安？

　　朱邵天：没到。我读中学的时候就在一分钱两张的那种小报上看过她的照片，说她搞三角恋爱什么的。她到延安后，大家都反对主席和她结婚，王明更是抓住这点败坏主席的名誉。

　　当时红军大学学黄埔军校的做法，准备改名叫抗日军政大学，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务长。我们想留下来上学，但毛主席不肯，说抗日快要开始了，你们要赶快回北平推动抗日，因为我们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嘛。我们在延安呆了十多天，就回去了。

　　田炳信：陕北当时的经济情况怎样？

　　朱邵天：林伯渠当时给我们介绍过这方面的情况。红军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时，只活下来9000人，加上贺龙的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也就2.5万人。抗战打响后，我们跟国民党要军饷，为了能多要点钱，就报上去说有4.5万人。他一个月给我们60万块钱军饷，一年就是七八百万，再加上从香港、上海、宋庆龄以及各地捐赠转过来的钱，我们一年能有1000万元也就不错了，就这么一笔账。

　　田炳信：1000万元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朱邵天：大概是现在的10万元人民币吧。

　　潜伏在卫立煌身边的日子

　　田炳信：后来您怎么去了卫立煌那里？他反共可是很有名的。

　　朱邵天：是这样的。卫立煌虽是蒋介石的嫡系，但又远比不上陈诚等嫡系得宠，自称是“嫡系中的杂牌”。1938年，抗日烽火已燃遍大江南北，我工农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正以山西为中心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并向华北敌后挺进。当时蒋介石把山西战场划为第二战区，由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任战区司令长官，朱德总司令挂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蒋介石为控制第二战区的军事实权，又设置了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部，委派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司令，以掌握山西地盘，控制地方杂牌军，并企图阻挠八路军的发展扩大。

　　在晋北忻口对日军作战后，卫立煌发现八路军战斗力强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工作做得好，他对八路军“战地服务团”这个组织很感兴趣，于是向朱德提出希望介绍几个人给他，帮助他也成立一个类似的组织，同时也希望由此得到一支既能做政治工作、又不为蒋介石政训系统所控制的骨干队伍。我们当时的公开面目是北平爱国青年学生，国难当头，投笔从戎，组织上便决定派我们几个同志前去，卫立煌也乐于罗致一些人才在他手下，却不知我们在他那儿秘密建立了党支部，有的人还担任了总司令部的秘书。

　　田炳信：当时您归谁领导？

　　朱邵天：开始时林伯渠直接领导我们。1938年底，刘少奇同志由延安来到河南主持领导中原局的工作，我们就归他领导。

　　田炳信：你能经常见到他吗？

　　朱邵天：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作为支部负责人的我也只见过一次，很秘密地向他汇报工作。刘少奇同志很赞赏我们的工作，还要求我们做好潜伏10年、20年的打算，为革命在这里好好地做他们的官。为避免暴露，以后要停止在当地发展新党员，也不再召开党的会议，全部改为个人联系。

　　田炳信：工作做得很细，也很周密。

　　朱邵天：是这样。少奇同志非常注意统战工作的政策和策略，还纠正了我们在白区工作中的一些做法，比如那时我们完全照搬八路军战地服务团那一套，唱八路军常唱的歌曲，张贴各种革命标语，有次朱德总司令来看望卫立煌，我们工作团举办了一个欢迎大会，带着卫立煌特务营的士兵高呼抗战口号，还与八路军拉歌。少奇同志听后，严肃而又亲切地说：“你们过去习惯做青年学生的工作，社会经验和斗争经验不足，这就要特别注意学习，不能照搬八路军那套。你们要在前敌总司令部里广交朋友，在日常接触中逐步对他们施加影响，促使其坚定抗日。因此，你们要学会讲他们的话，学会他们待人接物的一些习惯，生活举止不要与他们差距太大，避免产生隔膜。”他说得非常对。

　　田炳信：您当时还是单身吧？

　　朱邵天：对，我的恋人高秉洁也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她和姚依林是清华的同班同学，也是党员。为便于在白区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工作，少奇同志那次就动员并批准我和高秉洁结婚。直到1939年春，因形势逆转，党组织才决定调我们回延安工作。

　　搞对外贸易陈云很在行

　　田炳信：到延安后您在什么部门工作？

　　朱邵天：我在大学里学过经济，就去了中央财政经济部，当时的部长是李富春。到那儿不久，皖南事变就爆发了，当时是陕北经济最困难的时期。

　　田炳信：困难到什么程度？

　　朱邵天：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停止发给我军被服、粮饷及一切抗日经费，还调集嫡系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及经济封锁，断绝一切外援，妄图在日寇夹击之下围困消灭我军。当时陕北的老百姓一共150万人，我们脱产吃公家饭的原来只有2万多人，抗战开始就增到2.5万人，再加上外边来的青年学生共3万人，穷得都没饭吃没衣服穿。你知道学校里的很多青年学生是怎么吃饭的？陕北有盐啊，就这样一人半碗盐水，喝一口盐水吃点儿饭！

　　田炳信：盐水当菜？那衣服呢？

　　朱邵天：没有衣服，陕北不产棉花，原来从外边带来的衣服都破破烂烂了，只能凑合着过了，于是毛主席就提出了“自力更生”，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王震旅长响应号召，带领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屯田政策。机关学校也进一步扩大生产自给，自己打窑洞、种粮、种菜、喂猪、搞工副业。

　　田炳信：自力更生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

　　朱邵天：自力更生，亲自动手，丰衣足食。我那时在财政经济部，天天围着农村农业、小工厂转，到各地成立工厂。抗战前，陕北只有一家被服厂、一家修鞋厂，四十几个工人，到抗战时也才200多工人，只能印刷点东西，做点军服。别说工业，光解决吃饭穿衣就已经很麻烦了，陕北不产瓷器，连吃饭的碗都成问题，也没竹子做筷子，都用树枝吃饭，“艰苦奋斗”我体会最深了。

　　田炳信：三五九旅就是这时去的南泥湾？

　　朱邵天：那是个洼地，可以种稻子。王震那个旅其实也就几千人，但工作对头。大生产运动种了粮食，有了菜，解决了大问题。陕北本地没有棉花，我们又实验种棉花，一亩种出了5斤棉花，但那不管用，还是要搞进出口贸易。

　　田炳信：陈云那会儿就搞进出口贸易了？

　　朱邵天：陈云此前在延安做了六七年的组织部长，把他调来管经济，大家都说毛主席的决心真大呀，因为在延安时期，组织工作最重要。他威信高，也非常聪明。1942年时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边区银行印的票子一年增加了16倍，但光出票子没物资不行啊，结果物价涨了20倍。陈云来后，就不让印那么多钞票了，要求和西安的物价保持一致，他们涨多少我们也涨多少。我们那时主要是靠土产，特别是把陕北的盐往外运，陈云很早就会搞对外贸易。

　　田炳信：他怎么会搞？

　　朱邵天：我们有贸易公司在口岸上，就是想办法把盐的价钱卖得高一点，多赚些国民党的钱。我们把国民党盐务局底下的人给收买了，知道他们存的盐少了，我们就把盐价提起来，卖高价；他们存的盐多了，我们就低价卖。那样老百姓就只买我们的盐，不买他们的，他们就赔了。就那么跟国民党斗。田炳信：棉花呢？

　　朱邵天：当时胡宗南规定，边境一带每户人家不准存超过1斤棉花，怕流进根据地。边境上军队有好几道防线。但陈云说，有钱能叫鬼推磨，只要给他们底下的人一点钱，就能把棉花给搞过来，但钱不能给他们太多，要把他们的胃口吊起来，这招很灵。当时我们跟国民党搞进出口，进口的2/3都是布匹棉花，因为得解决穿的问题，然后1/3才是办公用品、药品等。开展对外贸易必须要把土产搞起来，所以我们自己要造纸、织布。陈云来财经部后，有次他的小勤务员给他背来一架木头纺车。

　　田炳信：他也要自己纺线？

　　朱邵天：他也要纺。我们搞了些土办法纺线，就是用水把三根线合成一根，可以在缝纫机上打，然后到后勤部门换点奖励的钱。公家配给他的布他都不要，要自给自足。

　　三句真言凝炼求真务实

　　田炳信：陈云有句名言叫“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是当时提出来的还是建国后提出来的？

　　朱邵天：当时就提出来了，我在延安时就亲耳听他讲过。我们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田炳信：他很重视调查研究是吧？

　　朱邵天：那时我们银行每个星期都开一个座谈会，各地方银行的行长，各个公司的经理，还有经济专家一起开座谈会，把这一个星期的东西汇总一下。他平常就带着我到新市场那里去做经济调查。通常是我先去，我到了以后，先了解一下，跟商人和农民谈谈话，然后陈云就骑着马来了。我先给他汇报，然后他自己再找人聊，他要亲自调查，掌握每天的物价。他在银行那边除了亲自去调查，还让我组织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办公会议，当时很多人都参加。他有一次就说道：“毛主席叫我学哲学，我就总结了这几个字。”所以我当时记得很清楚。

　　田炳信：就是那三句话？

　　朱邵天：当时的话还不完全是这样，这几个字是慢慢总结下来的。他说，你不能光看书，当时的理论都是斯大林主义，有的是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情况，不适合我们，王明就很机械地把苏联的那套硬搬过来，为这事他和毛主席闹对立，陈云虽然是和王明同时回国的，但他不管这个，王明的很多意见他都不同意。那时王明是女子大学的校长，他严格规定女大的毕业生都要怎样怎样，陈云就不同意，说哪能这搞法，你得听中央的。他就是这么一种实事求是、不讲情面的作风，跟他做工作，你要很认真，每做一件事，他都会问你几个问题，为什么这样？有什么根据？你都得讲出道理。这和做衣服一样，比画一百遍，才最后下刀，调查研究最重要。田炳信：陈云是一个头脑很清醒的人。

　　朱邵天：不仅头脑清醒，对经济工作也很在行。比如边币发行量多少，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法币流通与兑换比价，稳定比价与稳定物价，扩大剪刀差问题，都曾有过争论，但陈云同志自有其独到见解。他认为，战争时期物资缺乏，各国莫不采取通货膨胀的手段，我们也不放弃运用这一工具。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有美国支持，边币靠自己的力量，因而边币要求稳定在物价上是不现实的。但是，争取边币和法币的比价稳定是可能的，就是说，要争取边币和法币在通货膨胀程度上大体持平。

　　关于吞吐黄金问题，在国民党地区黄金市场价格波动中，我们可从收进、抛出中赚取差价，但国民党政府规定黄金不准在市场上作货币流通，不能抵作外汇，因而积存多了又会影响资金周转，有时还要推到敌后去换货，如果不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就会招致经济损失。陈云同志这些精辟的分析和论证，促进了认识上的统一，推动了边区经济工作的发展。我们把钱交到生产部门、贸易部门，买了土产品出口，出口赚的钱回来交给财政，结果我们银行的准备金全是百分之百。要知道当时我们的国库就跟“文革”结束时一样，都空了，但银行的准备金是足够的，而且留了够一年的家底。到抗战胜利时，往前方去了那么多干部，带路费、换新衣服，都解决了，那时确实是丰衣足食了，所有干部对陈云都很佩服。

　　田炳信：抗战胜利后，陈云很快去了东北？

　　朱邵天：对。那时东北也没有布，林彪在前线都没衣服穿，我就去搞布匹、粮食。陈云跟我说，当时就东北有工业，我把东北搞起来后，我们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就有把握了，他看得很远。后来，陈云在南满和萧劲光四保林江，硬是吃住杜聿明的部队，减轻了林彪在北满的负担，那时我就体会到他要把东北的局面整个掌握下来了，如果不是这样，全国不会解放得这么快。他们不光把蒋介石那么多机械化部队给拖住了打，竟然还把原来的10万人部队扩成了100万。东北搞起来后，我们就有了很好的经济基础，到解放时全国已经有9万吨钢了。

　　10颗葡萄的故事

　　田炳信：务实的人一定不喜欢搞虚的东西。

　　朱邵天：他很反感。在延安时陈云是组织部长，当时前方抗日根据地的一些书记来看他时还递上自己的名片，他就说你搞这个干什么呀。

　　田炳信：“文革”时您也遭了罪吧？

　　朱邵天：我做过武汉大学第一书记，武大搞“三家村”那会把我也拉上了，但他们查不出我什么问题，因为我跟随陈云多年，工作生活一直比较谨慎，别说我管经济这么久一块钱贪污都没有，就连男女问题也查不出来，他们就说我是“伪君子”。那些人写的《武汉大学三家村》，连累校里上千人送了劳改。

　　田炳信：您也去了？

　　朱邵天：逃不了。多亏工人保护我，要不然早死了。

　　田炳信：您是什么时候到的广东省外办？

　　朱邵天：是“文革”前的一年。后来组织上要我管广东省的几所大学，我说我不管，我老了，但我可以做些研究。

　　田炳信：朱老，我发现您的精神状态和心态都很好，很平和，有没有什么养生之道？

　　朱邵天：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哈哈，清心寡欲，就这个。我姐姐以前是北京一个小学教员，她今年也99岁，明年就100岁了，我们经常电话联系，人就是一个精神作用。现在你们这些中年人都工作太累，生活紧张，一般自己掌握好生活规律，不要有什么太大的负担就行了。生死不就是多活少活那么几年嘛，也就那么回事。陈云在延安时就说过自己是台“木炭汽车”，你要做多了，时间就少了，他很讲辩证法，多就是少，少就是多。

　　陈云在生活上不要求什么，也不讲面子。曾经有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望他，带了些葡萄。他说我不要。司令员说你尝一尝，这不是重礼。他最后只留了10颗，说这就十全十美了，你就没意见了。多留一颗都不行。司令员只好提着葡萄走了。

　　新中国成立时，陈云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他个子矮，一身好看的衣服都没有，我那时在铁道部工作，就叫裁缝给他做了一件大衣。后来他的秘书跟我说：“邵天哪，每次财经委开会，他一进门就说这件大衣是朱邵天给我做的，都说了四五遍了！”他要说清来路。我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送他大衣是公开的，他在金钱上也是干干净净的。还因为他跟我比较熟，别人送的就不行。他这个人，生活上、经济上，都很严谨。

　　在做《深谈》栏目中，我前后采访过8位九十高龄的老人。按中国人对寿命的观点，“人生七十古来稀”；按现代人的观点，我改一个字，“人生九十古来稀”。一个老人到了这把年纪，还能回忆起的事情，一定是生命中的重中之重；还值得回忆的，那更是渗透到骨髓和神经中的一本刻骨铭心的“账本”。

　　历史是一列发出的火车，一列和一列差不多，车上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不是老人就是小孩。他们或沉默无语，或嬉笑怒骂。他们指点江山，他们掐指盘算。他们盼望着终点，也留恋着起点。他们有他们的骄傲和神采，他们有他们的缺陷和无奈，他们也有他们的慌言和小道消息。总之，故事情节和车箱内播放的旋律相差无几，将心比心，历史就在身边，散发着活人、伟人、真人的大气味，战栗着社会横浪不羁的姿式。

　　（金陵／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