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日集粹：中国可以说“不”了吗？

　　国家财政拨款和教育乱收费，其本质都一样，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按道理，都该严加管制。可是现在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这难免给人以错觉：只要不是财政掏钱，随便怎么花都行。负债了，就巧立名目收费———乱收费被“喊打”了这么些年，伤筋动骨的有几个？看来，管钱的手能松能紧。如何松如何紧，大有学问。只是，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教育乱收费严重、教育预算花不出去的情况下，哪里该松，哪里该紧，应该不难取舍吧。

　　除了对陈忠明失踪的种种推断，还有本报记者在定州调查问题时，当地有关官员就在警方人员的带领下与记者一行“不期而遇”的“巧合”———种种情况都在说明，有明显的人为因素掺杂其中。正是这些人为因素，使得一桩简单的举报案件变得错综复杂，使得举报人离奇失踪，有关调查也难以进行。

　　对卖淫嫖娼行为固应依法处罚，但是对在酒店中发现避孕套却不宜予以简单抨击，更不应作为认定存在卖淫嫖娼行为的证据。如果避孕套被作为认定存在卖淫嫖娼的证据，则娱乐场所除了隐匿避孕套，更“安全”的办法无疑是不再使用，而这必定会对防治性病尤其是艾滋病的蔓延有所不利。

　　就圆明园本身来讲，首先应该从遗址和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它的价值；就进行中的圆明园工程来讲，首先应该从历史学、美学角度，以是否损害遗址的真实性为基本标准，从设计和形式、材料和利用方式，从精神体验和感受等方面，来综合评价和判断。而目前试图通过技术的环评来决定现行工程是否合理，是远远不够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对公众的欺骗。因此，即使环评报告支持防渗工程，也只是盗用科学的名义来进行非道义的工程，更不能作为继续改造工程的依据和借口。

　　这种“别有用心”有赖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市场环境方能得逞。譬如说，在“地荒”与否问题上，仅国土资源部就多次澄清房价过快上涨并非地价上涨引起。相反，在当前房价较高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宏观调控手段，政府正在适当增加土地供应量，特别是普通住宅用地供应量，从而降低市场对房地产价格的预期，起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作用。

　　经过了学历教育最高层次的博士生教育，取得了博士学位，实现了“学历成人”，却无法做到“精神成人”。“博士乞丐”陈某的出现，说明了现行学历教育制度在育人方面的某种缺失。透视高考这座独木桥的前后教育，我们的很多中学和大学，无不以学业分数为惟一指向，以考取名牌大学、攻读硕士博士作为成长的标准，却忽略了人文精神的培育，遗漏了心理素质教育和生存技能培训。

　　公众情绪往往反映社会现实。而不良情绪的滋生和蔓延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种种社会乱象和制度不公：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新旧观念的交替，利益分配的不均，城乡二元藩篱，都有可能导致种种社会弊端。而公共政策的人性关怀力度不够，又会使得不良社会情绪有上升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芙蓉姐姐们还是弱势群体，远未成气候，所以卫道士们大可不必莫名惊诧群情激愤，大众媒体也不要把她们弄得太过隆重了。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动机，捧和棒两字一笔之差，效果却可能是完全一样的。“永远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这是芙蓉姐姐的最新语录之一，还是不要过多地打搅她的美梦吧。

　　有专家指出，“公款追星”之风盛行不衰，主要缘于当前财政支出机制存在一个致命的弊端———与西方国家具有法律效力的“铁预算”不同，中国的预算往往是“软预算”，财政支出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某些部门或单位的主要领导凭着个人的偏好，有时就能决定大笔公款的投向，加之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对财政预算的监督没有到位，使得政府可以随意花钱而不必承担责任。

　　天价月饼背后的潜规则源于哪里呢？我们只能从市场机制、法律制度等方面去寻找了。如果公务员队伍的业绩考核建立在民主、公平的机制之上，而不是一把手说了算，多数公务员就不会“主动”向领导送礼；如果我们的某些行政部门无法、不敢将审批变成关卡，将监管变成敛财，多数企业主就不会向他们送礼；如果手握大权的官员无法或不敢用出租公共资源的方式谋私利，多数“行贿致富”的崇拜者就会因四处碰壁而从此“从良”……

　　建设节约型社会涉及到方方面面、上上下下的众多领域，绝非一件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必须多管齐下，协同作战，各方面形成合力方能取得实效。我们认为，当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应当大力变革现有法律中与节约型社会不相适应的精神与规定，用法律来保障、推进节约型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

　　李光耀不久前指出，邓小平一代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风风雨雨，知道现在的机会来之不易。他担心没有经过患难的年轻一代，体会不到韬光养晦的历史深意，一旦稍有国力，就不知道天高地厚，放弃邓小平的战略。李光耀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目前不仅在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愤青”中民族主义情绪暴涨，而且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经历过一些患难的知识人，也开始迎合这种社会思潮。

　　“严出”就是把好研究生培养的“出口关”，将合格的、优质的高层次人才提供给社会，这是教育机构、人才培养单位应当具有的一种负责任态度。“严出”不仅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同时也有利研究生教育自身的健康发展；“严出”不仅是研究生培养单位可以做到的，而且是必须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