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对华政策的第三种选择（纵横）

　　如果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政策，一个原因可能是美国战略家喜欢冷战时遏制苏联战略的简单模式，而不是出于对中美关系的深入审视。

　　把灾难性历史先例和“中国威胁论”结合起来的人士，经常把国情完全不同的中国往陈旧的历史框架里生搬硬套，而且根本忽视了亚洲历史及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不同之处。

　　美国保守派学者卡根撰文称，应对中国发展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美国放弃其在亚洲地区的主导地位；二是采取举措遏制中国的雄心。和许多观察家一样，他遗漏或故意对第三种可能性不屑一顾：与中国开展全面广泛的合作，真正达到理解、互利、共赢。

　　最近，美国政府一系列动作，如“中国威胁论”及遏制中国论调的升温，日美同盟针对中国意图的明显加强，威胁欧盟对华军售解禁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等，显示中国问题重新回到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显要位置。同时也表明，在应对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上，美国政府还深受冷战思维的影响，政界、学术界及媒体的某些人士既跳不出对以往历史的片面解读的框架，又难以认清当今新形势给国际政治带来的全新机遇和挑战。

　　首先，一些美国人不愿放弃亚洲霸权，在冷战遏制思维的影响下，提出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只能采取冷战时对付苏联的遏制战略。其次，在大国崛起这一问题上，新兴大国崛起必将导致冲突和战争的思维定势在西方相当普遍。最后，不少人还深陷在冷战及之前国际政治多是零和游戏的思维框架之中，而对当今全球化时代下国家间互利共赢的潜力缺乏认识。

　　美国许多战略家沉迷于遏制战略

　　作为冷战时期大战略的遏制政策，不可能在新时期应对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取得成功。不同的时代要求不同的国家战略。虽然成功的大战略有时能够超越时代和区域的限制指导新历史时期的思维，但它至少必须经过修改和重塑才能再次发挥作用。遏制战略能在冷战时期取得成功，部分得益于美国战略家对苏联历史政治本质的深刻认识及两极格局的国际政治架构。

　　冷战结束后，美国陷入了国际战略的迷惘期，是“9·11”和恐怖主义为美国安全战略提供了新的焦点。但在对华政策上，美国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长期政策。如果美国采取遏制政策，一个原因可能是美国战略家喜欢冷战时遏制苏联战略的简单模式，而不是出于对中美关系的深入审视。

　　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充满戒心和不安，原因之一是历史。世界现代史似乎验证了新兴国家的崛起必将打乱现有国际格局，导致冲突和战争。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1870年之后德国的崛起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崛起。但即使这样，也没有理由认为、更没有证据显示，现在坚持和平发展战略的中国会给世界和平与稳定造成负面冲击。相反，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迅速改变其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的形象。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人士越来越多，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中文正在走红全球。近年来，国际上各种民意调查显示了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发展、合作的国家形象在世界舞台的逐渐形成。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今年3月底，澳大利亚外交思想库洛伊研究所进行的调查，69％接受调查的澳大利亚人对中国进行了正面的评价，而对美国持有同样态度的人只有58％。

　　西方许多人士爱把国情完全不同的中国往陈旧的历史框架里生搬硬套

　　把灾难性历史先例和“中国威胁论”结合起来的人士，经常把国情完全不同的中国往陈旧的历史框架里生搬硬套，而且根本忽视了亚洲历史及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不同之处。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是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和国家在21世纪发展的新阶段。如果一定要把中国目前的发展与欧洲列强的崛起做比较，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这种“崛起”在其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至少秦汉、隋唐、明清时期，帝国体系和中央权威的建立都可以认为是一种“崛起”———所以可以用“复兴”来描述中国现在的发展。在这三个时期确立之前，中国都面临内忧外患。但一旦国家统一强盛后，地区和平与稳定随之得到保证。中国对这样的发展时期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人们有理由对其当前的发展充满信心，而不需要美国或其他国家“引导中国往积极的方向发展”。

　　对亚洲各国来说，一个强大、繁荣、和平的中国并不陌生。历史上，中国不仅能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而且在维持地区稳定与繁荣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鲜有像欧美列强那样强权政治的记录。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经常被一些评论家当作传统中国在东亚“称霸”的证据。但实际上，在这一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

　　西欧的历史、文化、社会发展轨迹与亚洲有很大不同，因此无法作为亚洲未来发展的参照系数。在思考现代中国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时，必须铭记上述传统中国政治的特点。长期以来就习惯于中国强大的亚洲国家，在应对中国重新强盛时，也会表现得与工业革命后欧洲列强面对相互崛起时有所不同。如果历史是导向，那么正确的解读是，中国目前的发展将会促进亚洲未来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可以通过回顾自身的崛起，思考如何面对今天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19世纪很长的一段时期里，美国都在解决与英国经济体系和帝国实力的关系问题。

　　美国遏制中国的思维没有前提和逻辑

　　中国强调绝不称霸，很多西方学者则难以相信。例如，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坚守“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认为任何有实力的国家都想寻求霸权，而已经取得霸权的国家则会竭尽全力———如果遏制失败，最终手段就是战争———阻止新兴国家称霸。在这一理论之下，米尔斯海默给美国政府开出的处方就是要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正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指出的，这是一个国际关系理论家而不是地区研究专家，把业已成型的理论机械地应用到某一国家，而不是通过研究这一国家来改良原有理论的典型例子。

　　中国没有挑战美国霸权的意图，美国遏制中国的思维没有前提和逻辑。实际上，现存的、基本上由美国打造和维持的国际秩序虽然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但很多学者早已指出，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成就就是在这一秩序下取得的，中国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得益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秩序。中国对美奉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合作、互利、共赢政策。在很多能够开展双边和国际合作的领域，中国都已经与美国携手，比如在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扩散等21世纪重大安全问题上。在亚洲，中美可以达成共识开展合作的领域，总体上也要多于分歧和冲突。在朝鲜半岛核问题、非传统安全、反恐、防扩散、南亚局势的稳定、克什米尔问题的最终解决等问题上，中美都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固然，在台湾问题、日美联盟、日本“正常化”等问题上，两国分歧明显。但无疑，两国都希望亚太地区能够保持长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而中美两国在地区关键问题上的合作则是确保亚太稳定的重要前提。

　　但还是有很多美国观察家，将中国的迅速发展视为中国意图取代美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零和游戏，据此提出，美国必须在中国具备挑战美国实力之前，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遏制。其实，全球化时代下的国际政治，已经不同于工业化时代及之前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不再只是现实主义理论下大国之间的关系，即便是大国关系，也不再是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中的零和争斗。当代国际政治是由相互依赖、合作、竞争、结构性调整等成分构成的复杂画卷。全球化使国际关系更加复杂，但同时也提供了全新的互利共赢的机会。这在经济方面最明显，在安全上则显得日益重要。中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美国必然的衰落；在当前条件下，两国及其他国家能够在互利合作下取得共赢。

　　美国保守派学者卡根最近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称应对中国发展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美国放弃其在亚洲地区的主导地位；二是采取举措遏制中国的雄心。和许多观察家一样，他遗漏或故意对第三种可能性不屑一顾：与中国开展全面广泛的合作，真正达到理解、互利、共赢。争执中国是否要将美国势力赶出亚洲，在这样的前提下，根本没有意义。

　　（作者是重庆大学学者。）

　　《环球时报》 (2005年07月04日 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