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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夹缝中的悲情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06日22:29 华夏时报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惠兰追忆舅舅宋哲元

  1937年2月,宋哲元这个性格直爽、说话不会拐弯的山东汉子,厌倦了每天与日本人无休止周旋、交涉的生活,决定离开天津回老家山东乐陵扫墓。宋哲元时任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是当时华北地区的军政“一把手”。“七七事变”发生后,宋哲元带着从家乡新招募的800子弟兵返回了天津。

  不愿与日本人谈判,回乡扫墓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惠兰是宋哲元妹妹的女儿。她研究这段历史已经有20多个年头。在李惠兰看来,宋哲元基本的立场是“亲共、抗日”。宋哲元曾是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的“五虎将之一”。

  在1933年长城保卫战喜峰口战斗中,29军士兵以大刀和手榴弹歼敌5000多名。《大刀进行曲》即是为此而作。宋哲元的29军由此成为抗日劲旅,他给29军的题词则是“宁当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据李惠兰介绍,《塘沽协定》之后,29军驻京,就经常与日军有冲突发生,然后就是无休止的调停。要是按照宋哲元的脾气,立马就会跟日本人打仗了。而蒋介石给他的对策则是与日本人拖延,以为国防争取准备时间。他没有办法就在1937年2月回到老家扫墓,暂时回避。

  宋哲元走的时候,把29军交由37师师长冯治安负责,而与日本人谈判交涉的事务交由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负责。

  29军高层发生分裂,日寇设计

  “七七事变”发生后,宋哲元从山东乐陵返回,于7月11日晚到达天津。李惠兰说,宋哲元到天津后被亲日分子所包围。当时有消息说,当晚宋哲元即签字,承认日方条件。

  李惠兰说,“七七事变”发生后,时任天津市长的张自忠离开天津到北平与日本人谈判。当时的《大公报》也曾报道,亲日分子张允荣、陈觉生与日本人“往返折冲”,而张允荣与张自忠是结义的兄弟。直到14日,张自忠才返回天津,进谒宋哲元。

  7月15日,宋哲元在他的寓所主持召开了29军主要将领会议,研究当前的形势与对策。李惠兰说,在这次会议上,29军的将领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当时,张自忠等人主和,而冯治安等人主战。

  开完会议后,宋哲元毅然在16日给37师师长冯治安下达了“确保北平迅速扑灭卢沟桥、丰台之敌”的作战命令。同时这份作战命令上报给蒋介石。

  19日,宋哲元由天津去了北平。尽管日本人对宋哲元威逼利诱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他们此时却对宋哲元动了“杀心”。日军在宋哲元乘火车返回北平之际,在铁路上安放了炸弹。但是,这枚炸弹并没有按时爆炸。宋哲元安然抵京。

  然而由于被大量亲日分子所包围,宋哲元仍然对和谈存在幻想,而备战不足。这恰恰中了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的“缓兵之计”。

  最后通牒退还日军,北平突变

  7月26日,在调来大量关东军后,日军给宋哲元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37师在28日,把军队撤至永定河以西。

  宋哲元严辞拒绝,就派人把最后通牒给日军又送了回去。同时,宋哲元发布了守土通电。蒋介石给宋哲元下达的命令是守城3日,等待孙连仲等援兵到达。

  7月28日,上午激烈的战斗打响了,29军奋勇杀敌,捷报频传。宋哲元发布了愿与北平共存亡的全国通电。但是到了下午,北平形势突变。

  据当时的亲历者29军高级将领何基沣、戈定远等人集体所撰文章透露,当日下午3时张自忠去见宋哲元。原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的有关回忆文章也有相同记载。据记载,张自忠向宋哲元表示,和谈不成是由于日本人对宋有意见,并说:“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据说,宋哲元一听脸色苍白。于是,宋哲元立刻写下了让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长的条子,夜间与冯治安等率领部队离开了北平。

  蒋介石28日也给宋哲元下达了离开北平的命令。

  当天,亲日分子张允荣指挥的驻平绥铁路线的沙河保安队投敌。李惠兰说,这对29军来说是非常致命的,沙河保安队投敌和张允荣接收平绥铁路是同一行动。这就切断了29军的供应线,配合日军对宋哲元部队形成了包围圈。

  28日晚,37师所部全部离开了北平。

  抛家别子继续抗日,信物送母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李惠兰已经5岁,在天津与宋哲元住在一起。李惠兰说,当时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宋哲元把母亲、妻子、儿女等亲人都留在了天津,没有带走。

  自从“七七事变”之后,宋哲元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老母亲。李惠兰说,宋哲元去世之前曾托人从后方给老母亲带来了一柄木头拐棍,上面刻了一个“湿”字。“我姥姥一看,就掉眼泪了。她说,这是儿子带信物来了。”李惠兰说,“这个‘湿’字是宋哲元的小名。宋哲元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父亲算卦得知儿子是‘太阳火命’,于是就给他起名‘湿’,意思是永远有水。”从那之后,宋母就不吃东西,经常说,“我再也看不见他了”。不久,宋母离开了人世。

  屡次拒绝“剿共”,悲情军长

  宋哲元在“七七事变”后,一直非常郁闷,后来得了肝病,就离开了军队到后方养病。李惠兰说,即便是在后方养病期间,他还想着到前方去。最后,1940年4月5日,宋哲元溘然长逝于四川绵阳,终年54岁。

  对于宋哲元这位大舅,李惠兰的评价是他的主导思想是爱国,他亲共、抗日,但是他所处的环境“太不行了”。一开始蒋介石看不上宋哲元,后来,宋哲元与蒋介石有矛盾,屡次拒绝“剿共”。

  29军的装备非常差,宋哲元一直都是穿棉布军服。日本人对宋哲元则是威逼利诱。宋哲元亲近共产党,曾签字释放了薄一波等61名共产党员,1936年曾主动派人去延安找毛泽东。故,那时宋哲元身边的“人”特别多,他的一举一动,日军、南京等都会马上知道。

  身为非嫡系的地方军政要员,身处险恶的政治环境,面临民族大义与自身利益的抉择,也许正是这些因素,使宋哲元成为一个带着满腔悲情而进入历史的人物。

  作者:本报记者于德清

  (来源: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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