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家栋事件”到底和儒学有无关系

　　郑家栋两年携六“妻”出国，六“妻”皆一去不归，成了学界一大丑闻。笔者本来对此事没有什么话说。第一，笔者对此事的基本看法本来和写了《郑家栋事件与儒学无关》的徐有渔先生近似：人归人，学归学，如何可以混为一谈？第二，笔者自己批评近年来的儒学运动，是人家的论敌。辩论要以理服人。趁着人家阵营里出了点家庭纠纷，借此上纲上线，占些便宜。这种事君子不为焉。

　　然而，舆论并不停歇。儒家一派的人士和组织纷纷发表声明、与此事撇清不说，其他看热闹的人仍然没完没了、不愿散去。连郑先生当年出国找房子的事情也被翻出来了。可见，此事已经不是郑家栋个人的私事，而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心理的一个读本，值得好好分析。

　　郑家栋事件是否应该和儒学联系起来？一个人的品行和其所从事的事业有什么关系？为简单起见，笔者不妨举三个例子。

　　几年前，耶鲁一个本科生学院的院长涉嫌娈童丑闻被逮捕，最后判刑入了监狱。此事在美国引起不小的震憾。但那不过是一种就事论事的震憾，和杰克逊的娈童丑闻性质接近。人一关起来，事情就过去了。大家没有引申到什么知识分子的道德虚伪的问题上。因为那个院长是个有名的教授，他的位置不过是一个职业，和教练、公司经理或一个研究伟哥的科研人员没有太大区别。道德与他的职业基本上是脱开的。你就是想把两者往一起联系，也不会引起人们的任何反应。

　　第二个例子，是克林顿的性丑闻。共和党要弹劾，折腾半天没有结果，克林顿的支持率还是居高不下，比现在口口声声上帝的布什得人心多了。要弹劾克林顿的共和党人认为，当总统如此腐化，给老百姓提供了什么榜样？这是对最高权力的侮辱。支持克林顿的人则认为，我们又不是为他的私生活而选他的。公私要分开。他犯了花花事，要他的家庭来处理。别人不必跟着起哄。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被克林顿赶出白宫的老布什，拒绝落井下石。记者问他对此事的看法，并提出当总统的是否应是全民的道德领袖的问题，老布什随口说：“我要是作为总统敢自称是道德领袖的话，我妈妈非把我宰了不可。”他推说为了马上选总统的儿子的政治生涯，不愿就此发表评论。但话里话外，对弹劾显然不以为然。

　　第三个例子，就是天主教牧师的娈童丑闻。这个丑闻对教会的打击，就不仅仅是要赔受害者钱的问题，而是动摇了教会的道德权威。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就是以拯救人家的灵魂、充当道德领袖为己任。你这么自命，人家就这么对你要求。所以个人道德和该人从事的职业也就纠缠在了一起。

　　大家现在对“郑家栋事件”争执不下，主要是对把这个丑闻往哪里摆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如果你认为一个研究儒学的人不过是和一个种地、做生意的人一样，只是职业和分工不同而已，那么郑家栋事件和那个耶鲁院长的事件就应该同等对待。如果郑家栋是个克林顿那样的公共人物、政治领袖，虽然不以道德领袖自命，但公共人物对公共道德有一定责任，人格和职业就不可能完全撇清。如果你口口声声要为社会提供价值和道德理想，出了这种事情，实在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笔者看到儒学人士和组织那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对他们的困境实在非常同情。不过，他们的困境，很大程度是自己造成的。儒家自古就认为自己不仅学问比老百姓高，道德也比老百姓高，所以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之说。这是笔者所不能认同的地方。笔者所认同的，是古希腊城邦体现的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平等。大家一人一票，甚至抽签轮流执政。这套传统在当时并没有解决城邦面临的种种危机，甚至带来了混乱，但经过了几千年，还是发展成一套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政治体制。

　　其实，知识界和文化界不要只顾嘲笑儒家，只要我们还自命不凡地自称是“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比别人道德上优越，我们早晚也会面临当今儒学人士的困境。举个和儒家相反的例子。鲁迅是否和自己的弟媳妇不清不楚？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读书人，此事除了花边新闻的价值外，就没有深究的必要。但是，一旦你认为自己“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觉得中国人的灵魂麻木、乃至肉体的病痛也没有救治的价值，那么你涉嫌这种事情，就不该怪人家追着没完没了。

　　郑家栋事件多多少少反映出，中国的读书人大多数还没有摆脱“知识分子”的道德精英主义心态。记得笔者刚刚在国内写稿时，曾经以“卖文为生”自命，结果马上被攻击为“卖人”，甚至还有编辑写长信谴责笔者“作买卖”。笔者当时反问：卖文为生就和卖米为生一样，只要买卖公平、诚信无欺，有什么不道德的呢？如果你到自由市场，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卖给你米，你就想人家在卖人，这岂不会出事？

　　中国的读书人，总忘不了自己是“知识分子”，不肯和别人平等。农民卖米不种田，叫不务正业，或用咱们读书人的话说，是舍本逐末。文人写文章却不能卖文，最后可不就得“卖人”、“卖魂”了吗？出了一个郑家栋，也该让我们醒一醒了。

　　作者：早报美国特约撰稿人 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