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制裁就没有义务

　　今年7月1日，商务部出台的“不得向未成年人卖酒”的“禁酒令”正式生效。然而，7月3日，13名未满18岁的学通社记者，在北京以在校学生身份暗访了部分烟酒专卖店、小卖部、超市、饭馆等售酒地点，不仅未发现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的标志，而且还一路“绿灯”地买到了他们想要的酒类产品。（7月4日《北京青年报》）

　　很显然，已经正式生效的商务部“禁酒令”，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发挥约束力。那么

　　笔者注意到，酒类经营者和饭店服务人员并不清楚商务部“禁酒令”的内容，是“禁酒令”未“生效”的一个重要原因。这说明在“禁酒令”的宣传教育和贯彻落实上还做得很不到位。任何部门的法律规章不能一发了之，必须高度重视对法律规章的宣传教育工作，让所有调整对象都做到知法、懂法、守法。

　　但笔者同时也认为，宣传教育的不到位并不是商务部“禁酒令”难“生效”的根本原因。因为我们已有前车之鉴：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也有类似条款———“任何经营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也同样存在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的问题。无论是法律等级，还是人们重视程度，国家法律都远远超过商务部一个规章。那为什么同样的“禁令”也没有得到普遍遵守呢？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禁令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作后盾，不遵守禁令不会带来任何不利后果，最终人们就视禁令为无物了。

　　在以权利为本位的法治社会中，常常提起的一句话是，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而这只是从权利角度讲的，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义务角度讲，这句话就变成了“没有制裁就没有义务”。其在法治社会中的作用毋庸置疑。

　　道理既明显又简单，因为现代法治的最明显标志就是它的平等性，体现在权利义务关系上，就是享有权利必须承担并履行相应义务，权利和义务是平等和对应的。要保障权利的行使和实现，必然要求义务人履行自己的义务。

　　在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或影响权利人行使权利时，法律为权利人提供了救济手段，其中既包括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也包括对不履行义务的义务人进行法律制裁。在这里，法律制裁就成了对权利人实施救济的手段和途径。

　　如果从义务角度讲，义务本身就是负担，就是作出牺牲。从人的本能而言，义务人履行义务一般是不会积极主动的。因此，法律制裁也就成了保证义务得到切实履行的强有力后盾。试想，如果没有法律制裁为后盾，谁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成全别人的权利实现呢？单纯的道德约束和道德自律往往苍白无力。

　　就拿商家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来说，法律和规章虽然规定了商家有禁售的义务，却没有规定不履行该义务应当接受的法律处罚。对于商家来说，遵守禁酒令是应当，不遵守也未尝不可，而且，不遵守不仅不会带来任何不利后果，而且还可以增加营业额，获取更多利润，而遵守禁令反而会牺牲经济收益。精明的商家，哪个还会选择遵守禁令？

　　事实上，没有法律制裁也意味着没有明确的执法主体，没有处罚授权，这等于法律未设定监督机关和监督手段，法律义务也就变成了纯粹的道德义务，成为一纸空文在所难免。

　　作者：李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