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化”还是“粗鄙化”？（文论天地）

　　恒沙

　　在中国，“人性化”概念的内涵在不断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人性化”书写，主要是针对“文革”文艺作品中用阶级性来取代人性的“单面化”、“样板化”倾向，要把我们从单一模式中解放出来，还原人的丰富性，强调个体尊严和人性舒展，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进入90年代以来的“人性论”不再把政治作用作为主要需求，而是更多地打上

　　近来，有三种对人性的书写方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一是在历史剧中，对一系列“历史人物”，特别是历史负面人物的重新书写，用“人性”的原因来解释其历史功过，如对慈禧、雍正、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物的重塑，其中争论的问题是在还原“人”的过程中是否丧失了历史评价的基本准则。其次是对以往“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人物”加以“人性化”处理，把英雄还原为“人”，祛除其“神魅性”，如电视剧中的杨子荣。而更为广泛的人性化写作表现为当代文学中的“下半身写作”、“私人写作”、“胸脯写作”、“美女写作”等，当代不少作家和学者对这种“粗鄙化”写作潮流颇为忧虑。固然某些粗鄙的东西、食色性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文学以写脏、丑、狠、野性、变态、“窥视癖”、“暴露癖”、“一夜情”、“快感”等为时尚，且大量占据了当代文学市场的主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与思考。

　　人性的可贵在于其丰富性、差异性和多样性，如同自然界的物种一样，只有保持丰富性才能维持其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人性中的粗鄙、庸俗一面有其必然性。但是，如果说过去我们把人性简化为“阶级性”是单一化、抽象化的话，今天我们把人性单纯描绘为“食色性”与平庸面同样也是一种单一化，是用身体、欲望———主要是物质和生理层面的欲望来代替对“人”的整体界定。我们都知道，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最大的发现就是知道了什么是“人”这个东西。但我们一直没有搞清这个“人”的含义。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通过夏洛克的自我辩护写道：“我是一个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夏洛克诉诸“普遍人性”即自然人性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这就是现代人都承认而认为在前现代是遭到压制的“人性”，在此，所谓的“人”被等同于“身体”与“感觉”。感性欲望和自然权利至上是现代主义的重要标志，在一些后现代理论家那里，灵魂、精神之类的东西都被视为权力编织的谎言和规训身体的枷锁。于是，欲望成为现代文艺表现的中心，展示“真实的人性”成为艺术的最高追求，影视和各种文学都大谈人性，甚至无性不成书，无色不成相。问题是，“普遍人性”或者说自然人性，只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更不是最高的标尺，因为真不等于美，更不等于善。现代“人义论”战胜了宗教统治的“神义论”，这是一种进步，但不代表人性一定也随之进步，人性的品质事实上有可能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人性的平等常常退化为人性的平均、平庸和平面。启蒙运动以来，我们不断提倡人与人之间政治权利、人格尊严和自然权利的平等，但平等不代表抹去差异，这不意味着人性的品质从此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人的精神、德性被平等划一了，这种平等实质是牺牲高贵的一端、神性的一端来迁就低劣、平庸的一端，这必然培植人性中的另一种邪恶与危险。这是现代民主启蒙运动的一个值得反思的后果。当代文艺中的人性书写恰恰忘掉了人性的高贵的一端，满足了人性的低劣和平庸欲求，其结果就是许多作家所说，文学越来越“无力”了，文学丧失了基本的道义担当和净化提升力量，甚至连文学的“审美”特质也被“粗鄙化”写作取代，因此，文学连美的感染力和情感教育功能也消失殆尽。相反，由于庸俗化、平面化写作成为新的话语霸权，今天写作唯美的东西反倒被视为“矫情”，表现崇高、无私的精神被视为“虚伪”，只有“搞笑”、“滥情”和“审丑”才有市场，这实在是发人深省。

　　进一步说，我们要思考如何表现人性，英雄形象是不是一定要“人性化”？人性化写作是从古典艺术向现代艺术转变的标志之一，现代艺术关注的是“被遗忘的存在”，即繁复多变的“生活世界”。英国作家、学者福斯特认为，古典作品“按照价值”来描写生活，而现代艺术是“按照时代”来描写生活。古典艺术强调高贵、神圣和雅化的主导性，坚持表现人性的高贵与低俗之间的张力。虽然，古典艺术塑造的人物有时会被视为“简单化”、“扁平化”，甚至“概念化”，但这些形象保持了善与恶、美与丑之间的对立，具有明显的改造人性、净化人性的功能。相比之下，现代艺术展示了生活的复杂性、多元性和真实性，塑造的人物更“丰满”、更“立体化”，艺术技法上被认为更“高超”了，人物形象更“真实”了，但其价值取向却越来越相对化、模棱两可化，因此，可能因取消了明确的价值评判而丧失了更强的艺术提升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以往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和历史人物是否“人性化”就值得我们思考了。英雄形象和历史人物往往是“按照价值”来描写的，而不是“按照真实”来塑造的，用“真实性”取代“理想化”或“概念化”并不一定可取，因为，其背后是用事实判断取代价值判断。英雄人物和历史人物的“人性化”在艺术表现上就是要把“扁平人物”圆形化，其背后支撑的艺术观就是认为人物的“真实”是第一位的，因此不惜把英雄的高度削平，使之“凡俗化”，这是对艺术的误解。英雄所展示的是人性的高贵与完美，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人类之所以需要这种形象就是为了引领人们向高处走，以免成为委琐、平庸的俘虏。人性化处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过去权力掌控下的政治符号化模式，但在另一方面却暴露出价值评判的相对化甚至是缺失，颠覆、解构英雄形象，有时是为人性中的低劣正名。

　　历史人物的“人性化”表面上看是追求“历史真实”，实质上取消历史批判的价值尺度，从所谓的“历史真实”滑入了“历史虚无”。真实不是文艺追求的唯一目的，事实判断始终不能取代价值判断，历史书写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大众娱乐，更不是满足低级的消费趣味，而是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和批判，以古鉴今，提升人性。何况，当代某些历史书写的“真实性”和“人性化”的内容，并非真正的“历史真实”，而是按照先验的符合一定的消费趣味的拼贴与组合，不外乎就是“情”、“色”、“宫闱斗争”、“嫔妃争宠”、“微服私访”等等俗套，这些已经成为新的历史剧“样板”了。我们今天的历史主义危机不仅在于我们放弃了对真正“历史真实”的追问，而且还在于我们正在放弃起码的历史判断标准和价值尺度，我们在怀疑一切、相对化一切的过程中陷入了历史虚无论，历史丧失了观照现实和未来的意义。

　　我们认为，文学的“无力”实质是精神的无力，价值的缺场。我们不缺少文学，但缺少文学教育。人们放弃文学的教化和审美功能的追求，实质是放弃对人性中更高贵的价值和意义世界的追求，这是虚无主义的结果。虚无主义是“最高价值自行贬黜，没有目标；没有对‘为何之故？’的回答。”这意味着最高“理想”和“规范”、“原理”和“法则”、“目标”和“价值”等退出了生活的中心，随着它们的退场，人类进入到一个日益相对主义化、历史主义化的时代，众声喧哗，莫衷一是。问题是，若一切事物变动不居而无某种不变的根据或基础，便难以看到真理、正义和道德何以是可能的。如果像某些后现代主义者所宣扬的那样：“怎么都行”，其结果必然是道德的虚无主义。否定永恒的价值或存在，必然破坏一切有关善恶或贵贱的固定的或不朽的标准，因而必然破坏普遍道德律或人之为人的基础。虚无主义放弃了一切高尚的人类抱负，因为虚无最终具有高于其它一切价值，因而没有理由为困难的和遥远的目标而奋斗和牺牲。其结果是庸俗的享乐主义盛行，人们都追求最不费力的东西，并被片刻的欲望所引导。这导致人性的平面化、稀释化和空洞化，“沈于物、溺于德”，没有了精神的深度、厚度和浓度。

　　“人性化”书写的流行正是当代虚无主义泛滥的一个表征，其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与现实原因，既涉及到对整个人类现代社会进程的反思，也与我们对“文革”以来某些创作观念的过度反叛有关。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写作风气到了我们必须认真加以检讨的时候了，从更深层面说，由此我们应该好好想想，何谓完整的“人”这些最基本的话题。

　　《人民日报》 (2005年07月07日 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