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乡管老乡 有事好商量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对这句话，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有了新的诠释———老乡管老乡，有事好商量。

　　去年8月，诸暨专门从江西、贵州等地引进了3名“老乡民警”，对本地江西、贵州籍外来务工人员进行管理。时至今日，整整十个月。日前，诸暨召开会议，讨论“老乡管老乡”模式是否继续，当地官员众口一词：“不仅要继续，还要将目前的短期借用，发展为长期

　　一声乡音泯恩仇

　　黄光芒的身份有些特殊，这名贵州遵义的民警，管的却是浙江诸暨的事儿，拿的也是浙江诸暨的工资。而在诸暨，和他一样身份特殊的民警，还有两位———他的同乡文晓林和来自江西的邓九州。他们三人，正是诸暨去年引进的第一批“老乡民警”。

　　老乡民警走马上任第一个月就走访了当地36个村和26家企业，将自己老乡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

　　今年4月23日，贵州民工田应中在工作时被一块铁片击伤眼睛，田应中向老板斯国伟提出了35000多元的赔偿要求。斯国伟不答应，田应中便叫上十几个贵州老乡，冲进斯国伟的家。店口镇阮市警务室多次调解未果，于是就借重“老乡民警”黄光芒。

　　田应中忐忑不安来到派出所，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贵州乡音———“先坐下喝杯茶嘛！”黄光芒对田应中说：“你也是贵州人吧，我也是，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讲，我会处理好的……”此时此刻，田应中已经两眼泪汪汪了。一边是老乡的述说，一边是老乡的倾听，有什么结不能解开？三天之后，田应中便和斯国伟达成了协议，拿到应得的赔偿。一面“办事公道，执法公正”的锦旗，也连着田应中的感谢一起送到了派出所。

　　当记者讨教秘诀时，黄光芒笑了：“还是因为老乡的缘故吧，距离一下就拉近了，也容易取得对方的信任。”他告诉记者，他们平时经常组织老乡进行法制培训，发放警民联系册，所以，一旦出了事，务工人员都会通知我们，遇到困难也愿意主动跟我们联系。“老乡民警”邓九州，甚至还把江西老乡中的党员和退伍军人都组织起来协助管理。

　　一方平安老乡功

　　当地并非警力不足，为何要大老远从外地请来“老乡民警”？

　　诸暨市店口镇是浙江省经济十强乡镇之一，综合经济实力高居全省第六位，去年

　　GDP达到50亿元。然而，在经济迅猛发展同时，外来务工者数量也连年增长，从2002年的2.8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3.5万人，2004年的4.4万人，与本地人口数量之比已经接近1:1。

　　1:1的结果，使治安管理难度大大增加。店口镇派出所所长郦小飞说，外来人口大增，使外来人口之间、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关系。外来人员中靠地域关系拉帮结伙的很多，动辄几百人为了劳资纠纷就聚众滋事。去年7月，贵州帮和广东帮闹起纷争，竟然打死一人。“由于语言和其他一些障碍”，郦小飞说，“我们的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

　　怎么办？店口镇领导灵机一动：“不妨找民工户籍地的同志来这里，让老乡管老乡。”这个想法，得到了市里的支持。去年7月，诸暨市和店口镇有关领导专程赴江西、贵州、安徽等地，寻求民工户籍地政府的协助。很快，江西、贵州就先期派出了邓九州等3名警察和2名其他干部，到店口进行为期一年的工作。店口镇党委书记徐国龙说：“我们提供的待遇很优厚，原单位的基本工资保留，在这里的待遇与当地民警一样，不过要求也很严格，他们必须要有基层经验，年龄适中，而且要是优秀民警。”

　　成效怎么样？郦小飞告诉记者，迄今，“老乡民警”已参与和配合派出所破获刑事案件39起，打击处理25人，成功摧毁涉黑涉恶团伙2个。今年一季度，店口镇刑事案发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74件，降幅为40％。更重要的是，自从他们来了以后，店口镇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外来人员群体性的闹事事件。

　　店口镇党委书记徐国龙说：“‘老乡管老乡’，虽然还处于试验阶段，但从目前情况看，效果值得肯定。”

　　一哄而上须谨慎

　　据记者了解，这种“老乡管老乡”的模式，在浙江其他地区已有流行之势———德清县公安部门甚至正在酝酿同乡自治会制度，提出按照不同地域组织自治会；绍兴天马集团则有7个外来人员专司外来员工管理之职……

　　对此，一位专家分析说道，之所以会诞生“老乡管老乡”甚至是外来务工者的自治组织，其根源还在于我国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而对于他们安全和计划生育方面的管理，正是全社会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老乡见了老乡，既有“两眼泪汪汪”的辛酸一面，也有容易拉帮结派的不利一面。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胡守钧认为，诸暨这一创新的做法虽然在一定地域会起到一定效果，但大范围推广却是不可取的，社会也承担不了。对于外来人口的管理，应该由当地政府部门负责。他建议，应该让更多的外来工加入到工会组织中去，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解决问题，同时也希望这些部门能够更加完善自己，对外来人员尽职尽责。

　　浙江省总工会一位负责人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表示，外来务工者自治，这样的制度和组织很容易被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所操纵，处理事情很可能偏离法律轨道。眼下，社会上的确存在农民工受歧视、被边缘化的问题，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地政府应该给予外来工更多的关爱，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让他们融入当地社会。

　　本报记者 谭新政 实习生 刘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