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应将洛溪桥“还路于民”

　　洛溪桥不能继续收费了，如今出台的交通管制把七座以上所有的客货车辆(特种车、摩托车、公交车除外)强行赶到高收费的路桥上。这样的结果，似乎比原先搞一个行政性收费更具“经济效益”，而且为此连听证会都不用举行！

　　如果管制措施是要“以人为本，安全为上，减少流量，公交优先……”，那么管制措施应该反过来才对，也就是说应该只允许七座及以上的客车通行，因为这样才过的车少，运载的人多呀！

　　难道说这就是取消收费应有的结果吗？广大的消费者就像供楼一样供了17年把这桥给供下来了，还未来得及庆贺这个另类的“七一”回归日，却被一纸通告剥夺了他们的合法使用权及消费选择权？

　　其实，如果一切以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以其它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合法合理又简单可行的做法有很多很多，比如:

　　1.停止收费后，应立即拆除收费站，不设次票通道，没有购年票的车辆请绕行。

　　2.在两端加建引桥，改善交通引导设施，加速通行能力。

　　3.减少行政干预，发挥市场调节主导作用，建议华南快线以现行的收费标准按五折收费，其效果是吸引的车流量、获取的收益、路桥的利用率都将远远超过150％！……

　　李万河

　　洛溪桥事件不是经济利益问题

　　不管收不收费，如何让洛溪大桥畅通无阻，这是城市管理者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所以洛溪大桥的问题，最终还不是经济利益问题——比如政府是否还有上千万元的月入，过桥市民是否每月掏出数百元的过桥费。它最终还要落到城市交通的原点上来。因为其中不仅有金钱成本，还有时间成本，不仅有个人成本，还有公共成本。

　　公共政策也是近年在中国流行的词语和话题。公共政策当然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它最终要在各方利益中找到最佳平衡点，但公共政策不应该是官民博弈的结果，说到底，官是民意的代理者和执行者。

　　广州的洛溪大桥事件表面上看是银子的问题，北京的圆明园看起来是环境问题，但它们所考验的是社会对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现实的接纳或拒绝程度。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市民是城市的主体，这样的命题出现在法律文书、官样文章中虽然由来已久，堂堂皇皇，但在现实生活中还未见得是实实在在。有些管理者——官员们还很不习惯。于是市民们也有些不习惯，比如在公共汽车上，没有人肯起身为七旬老者让座，致使老者命丧公众视野——对公共事务的淡漠，对个人事务的自守，由此可见。

　　王其冰

　　治理乱摆卖惟有拆掉顶棚一招？

　　广东电视台旁的过街天桥上面的顶棚被拆掉了，据说是被城管拆掉的，目的是为了赶走卖盗版光碟、零碎杂货的走鬼小贩。过去这座天桥上的地摊儿每天都有七八个，现在却难得一见(至少白天如此)。可见驱赶小贩还是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可城管在拆掉顶棚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为路过这座天桥的行人想过。整个桥面到处都给晒得白花花的，更不用说，前段时间广州天天暴雨突至，这座天桥经常挤满了躲雨的路人；现在如果再下雨，大家可能就只好跑到六十三层的麦当劳避雨了。城管可以说，广州市的其他行人天桥大多没有顶棚，大家不照样天天走？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天桥有了顶棚反而还要花钱拆掉呢？难道维护市容，治理乱摆摊点就只有拆掉顶棚这一招吗？难道市民所享受的一点方便在管理者看来，就是那么无足轻重的吗？

　　我们倡导城市的基础设施要人性化，并不仅仅是体现在要花多少钱给地铁安上玻璃墙。有时候一个天桥顶棚的拆除，却最能反映出城市管理者是否真正在心里记住了——自己要服务于市民。

　　闵捷

　　不妨淡化“博士街头乞讨”之类事

　　日前南京一名校博士在南京街上乞讨度日，该博士自称看破红尘只想过简单生活，其前妻称他当年出国不成多次找工受挫后即不再工作(7月6日《南方都市报》)。

　　此类新闻通常难免让人心生感慨。同时我以为，我们不妨以平常心看待这桩“怪事”。事实上，自中国进入经济转型期以来，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生存压力日益加剧，这当中既有人春风得意，名成利就；亦有人屡受挫折，怀才不遇，皆属正常。“有耕耘必有收获”这一“金科玉律”似乎仅适合“成功人士”和“一帆风顺”者罢了。其实“收获”或“失收”的背后岂只缘于“能力”和“学历”！当是受制于天时、地利、际遇、个性……等诸多因素。因此，如这位博士心灰意淡，逃离“战场”甚至看破红尘遁入空门者也大有人在呢！较之于那些正道不通便改往邪道去，为弥补“损失”铤而走险、作奸犯科……这位博士正直的做人态度，反而是值得敬佩的。

　　无论如何，他选择了自认为“顺其自然”的生存之道，与世无争、与人无涉，我们怎知道他不是为了、而且已经寻回了久违的宁静？作为任何局外人理应尊重，不必惊异。虽然，或许这一选择只是暂时的——当他为此腻烦了的时候；当他的斗志再一次焕发出来的时候；当“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一切只因——变幻才是永恒。

　　无名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