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未出一个月，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为了保存我国的文化实力，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纷纷南迁，天津成了他们南下的必经之地。清华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成员、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因为担负着守护学校的工作，直至9月16日才应梅贻琦校长电召，悄然离平，途经天津南下，9月28日抵达湖南长沙临时大学。他把这13天的旅途日记，命名为《图南日记》。“图南”一词虽有出典，但是，他却取其与“逃难”谐音，曰图南，不曰逃难，看重的是它的含蓄“蕴藉”。然而，我们还是从他对当时津沽见闻的相关
记载中，读出了无法抹去的屈辱。
如今，京津之间的城际火车，只需一个多小时便可到达。而这样的时速，在1937年则是不可思议的。那一年的9月16日，潘光旦等乘坐上午八点三刻由北平始发的火车，由于车速缓慢，沿途有站必停，每停必有敌宪兵登车逐节查看，费时颇多；又有敌粮械忙于装车，耽搁甚久，因此，直至下午5点半才到达天津老龙头车站，一路耗用了近9个小时。火车走走停停，一路下来，潘光旦深感平津全路“已完全成为敌人军事工具，其犹许我人乘坐者，一则格于《辛丑条约》，再则亦所以市恩耳”。就是这样的旅途，仍被清华友人称为“平顺”，因为没有遭到敌人的截留，顺利出站，已经是幸运的了。
由于有周培源教授在津负责接送清华大学南行的教职员工，包租了位于天津法租界十号路的六国饭店作为中转站，所以，潘光旦等人到津的第4天，就拿到了船票。乘船在当时也并非易事，需要从紫竹林码头乘坐驳船到塘沽，再换乘大船南行。
1937年9月20日晨，潘光旦等一行数人早早登上了客满为患的太古公司的驳船。7点开船，近12点才到达塘沽。当日天空晴朗，不着片云。在船上席地坐上5个小时，仅拥挤和烈日熏蒸就令人不堪忍受。途中，潘光旦看到“有小轮满载敌兵西上；将近塘沽，又见有大营房正在建筑中”，触目可憎。
因为“有大批货物装舱，货船蚁附”，致使他们在塘沽又等待了5个小时，才得以登上岳州轮。在无奈的等待中，潘光旦看到了船客们的躁急和脚夫间的诟詈，也看到了日本运尸船的无所顾忌。他在日记中写道：“塘沽当白河之口，一望平芜，鲜可驻目；河中风帆上下，亦无非敌方之人马粮械；大抵每一小轮必拖二三驳船，皆满载，其拥挤程度不亚于我；白河口外当更有巨大之运输舰，我等所见者不过运输手续之一小节而已。敌人军运，自十之八九为进口；间亦有出口者，最引人注目者为一大轮名长江丸，观其排水线印，似亦装载颇重；舷际栏杆上揭一长及寻丈之白布条曰，‘北支派遣皇军战殁男子之遗灵’，显示全船内容为兵士之遗体或其遗灰，其数量当必有可观！敌人于此等所在本多隐秘，而于此特表襮之，岂其意以为津沽一隅水陆既已全入其掌握，可不复有所顾忌欤？抑尚有特殊之迷信存乎其间欤？———是则不可得而知矣。”旅途的屈辱、国人的不争气、入侵者的嚣张、亡国奴的滋味，令潘光旦痛心不已。他说：“此次行旅本属逃难性质，而此四五小时中所目击者，不啻为全部逃难过程之一缩影。”
潘光旦笔下的津沽屈辱，已经是68年前的往事了。正视历史，开拓未来，齐心合力建设我们的强国，这就是我们对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