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 血与火 68年 痛与怒

　　危急关头卢沟桥打响抗战第一枪

　　68年前，17岁的李世勤是卢沟桥小学的六年级学生。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宛平城。第二天，李世勤带着两个弟弟也赶紧逃难……“没想到，我这一逃竟有8年。”

　　全面抗战，为什么开始在卢沟桥

　　“日本人攻打卢沟桥是迟早的事。”85岁的马步先老人回忆，他曾是国民党第29军主力37师的一名士兵，在营长金振中的率领下驻防宛平和卢沟桥。

　　“驻丰台日军经常到卢沟桥附近演习，有时子弹已经打到了宛平城的城墙上。”马步先说，“那几天睡觉都不敢脱衣服，大刀都攥出水来了……”

　　卢沟桥和宛平城是北平与中原联系的门户，如果此地落入敌手，北平将是孤城一座———整个华北便将岌岌可危。

　　国民党政府在平津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是当年指挥了长城抗战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华北是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军事重地，华北一失即有亡国之危。与此同时，全国人民的抗日意识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国民党政府已经表现出抗日决心。

　　因此，全面抗战从卢沟桥上的枪声开始爆发。

　　城外演习，日军士兵怎会城内失踪？

　　7月7日晚，日军的演习还在继续，宛平城内，营长金振中命令：“如遇日军挑衅，坚决回击！”

　　不久，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通过电话提出：失落日兵一名，要求进城搜查失兵。如果中国不允许，日军将以武装卫护队伍进入城内。

　　当时已近午夜，宛平城门早已关闭，日军在城外演习，士兵怎么能在城内失踪？中国驻军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约500余日军带大炮6门，马上包围了宛平县城。7月8日晨5时半左右，调查人员还未展开“调查”，日军联队长牟田口便率步、炮兵400多人发动攻击。金振中营顽强抵抗，日军一时无法占到便宜，便停止攻击，改为谈判。

　　不到半月，日军完成大规模集结

　　7月9日凌晨，双方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仅两个小时后，宛平城再遭日军炮击一个多小时。到7月10日，日军4次挑起战事，又4次进行谈判。

　　一直在山东乐陵老家省亲的宋哲元，7月11日赶到天津，希望能与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通过谈判实现停战———此时，日本近卫内阁已经决定向华北增兵。

　　7月25日，一支日本船队在天津塘沽港卸下大批军用品，用40辆汽车日夜不停地向丰台等地运送。这时，日军向华北方向集结的兵力加上伪军已经超过10万人，实力远远超出29军。27日，日军参谋总长遵照天皇“赦命”，发出了武力占领平津地区的命令。面对日军优势兵力的包围，中国官兵伤亡5000余人。副军长佟麟阁不幸被敌机投下的炸弹击中头部，当即壮烈殉国。132师师长赵登禹，率敢死队发起冲锋，在大红门附近，被敌击中，光荣捐躯。

　　29日北平失守，翌日，天津沦陷。

　　68年后……

　　2005年7月6日，卢沟桥上游人如织。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记者读到了这样的文字：

　　日军所谓“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是入伍才三个月的新兵，1944年1月31日，在缅甸作战时死掉。

　　宋哲元1940年4月5日病逝于四川绵阳，时年56岁。国民政府追授他为一级上将。在他陵墓前的亭柱上，镌刻着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联名

　　题赠的挽联：“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可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应无忧乎九泉。”

　　新华社记者孙彦新黄明

　　拭血裹尸“死”旗送儿出川抗日

　　“号外！号外！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

　　1937年7月8日午后，成都大街小巷响起急促的叫卖声。两小时前，成都《新民报》主编李有伦匆匆从省政府跑回春熙路报社，气喘吁吁地叫道：“卢沟桥昨天打燃了，赶快出号外！”

　　组版、校样、开印……总计不到40分钟，《抗战爆发了》的号外出来了，半小时后便撒遍了市区主要街道。“号外”虽然只比巴掌大一点，但它却把成都震动了！民众群情激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响遍城乡。

　　出发：失地不复，誓不回川！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刘湘即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慷慨陈词：“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当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战旗飘扬，四川各界欢送出川抗敌将士。纵队司令唐式遵一把推开麦克风，走向台前激昂陈词：“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少城公园内数万军民泪如雨下、掌声如雷。

　　川军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而后方的热血青年也踊跃从军，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上前方络绎不绝。被誉为“模范父亲”的安县王者成，送其儿子王建堂上前线时的场景催人泪下———他赠送给儿子一面“死”字旗！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旗帜左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份。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于，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战斗：抗日牺牲，死而无憾！

　　抗战八年中，川军担任的前线战场，约占全国五分之一，打了无数恶仗，付出惨烈的牺牲！

　　川军出川后，最先参加的是淞沪会战。川军英勇鏖战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参战的26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后仅剩600多人！

　　川军著名将领王铭章，奉命率部驻守滕县，日军主力板垣师团猛攻滕县不下，以重炮飞机猛轰，炸毁城墙，王铭章亲自指挥巷战，不幸壮烈牺牲。滕县一役，川军122师5000余人几乎全部伤亡，但也击毙日军4000余人，并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感慨：“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川军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

　　增援：忍饥挨饿，乞丐献金！

　　八年抗战，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30%以上，仅征收稻谷就占全国总量的38.75％。1941年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问一老农：“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为啥还有余粮缴公？”老农慨然道：“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得多！”

　　1944年春，冯玉祥将军来川推动献金运动。1月17日，成都少城公园内，出现了最催人泪下的情景：一长串衣不蔽体的乞丐，一个挽一个踉踉跄跄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镍币，叮叮当当放进“救国献金柜”里，然后蹒跚下台，顿时全场哭声四起……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中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5亿多元。这些钱，是四川人民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血！这笔巨款，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特别鸣谢郑光路先生

　　百名老人纪念川军抗日阵亡将士

　　今日是“七七事变”68周年，曾经历那场艰苦卓绝的民族抗争的成都老人将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而牺牲的川军将士的崇高敬意和缅怀。今天早晨，100名老人将步行至万年场“川军将士阵亡纪念碑”前敬献花圈。

　　昨晚，记者采访了本次活动的负责人63岁的成都老人王硕田。王硕田向记者透露了今日纪念活动的详细情况。

　　今日上午8：00，老人将正式集合出发，步行至万年场“川军将士阵亡纪念碑”。为了不影响交通，老人们考虑得十分周全，100人的队伍将沿着人行道，列队而行。长长的队伍代表的是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地投入到抗日战争之中；老人们缓慢地行走代表的是抗战的艰辛。最后，老人们集体来到“川军将士阵亡纪念碑”前，则代表抗日战争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众人宣读抗日宣言，敬献花圈则代表着广大中华儿女对抗日英烈们的崇高敬意。记者杨东实习生赵思汗

　　出兵出粮　川人挺起抗日脊梁

　　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贡献突出，主要表现为“四出”：

　　出兵：340万人抗日战争期间，四川出兵总计约340万人。抗日战争爆发后，40多万川军开赴前线浴血奋战。抗战8年四川征募兵员260多万人，其他各种渠道征兵约40万人。征兵数量占全国的20%以上。川军在抗日战争中伤亡64.6万余人。出钱：4400亿元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四川承担了民国政府50%的财政支出。八年抗战民国政府总支出14640余亿元（法币），四川负担约4400亿元，占30%以上。出粮：8408万石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四川粮食生产还不足以满足本省4000多万人用粮的需求，但为了保障抗日军粮的供应，从1941年至1945年，四川田赋共征收谷物8408万石，占全国征收谷物总量的1/3以上。

　　出力：300万民工为了保障抗战运输通畅，四川动员250万民工抢修川陕、川黔、川滇、川湘四条公路干线。民工们用锄头、扁担等简陋工具开山辟岭，挖土运石，在1940年开通了这四条公路干线。抗战期间，四川新建扩建空军基地33处，也动用了大量的民工。

　　记者宋永坤

　　抗日怒火燃赤心———马耀南

　　马耀南，1902年生，山东省长山县（今淄博市）人。1930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学生时代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

　　马耀南1933年担任长山中学校长，秉持教育救国的理念。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万分愤慨。下定决心投入到抗战的洪流。1937年12月，马耀南参加了黑铁山武装抗日起义。成立了清河平原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在他的争取下，长山县保安大队也参加了起义部队。1938年6月起义部队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后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马耀南任司令员。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率部与日军多次作战。1939年7月22日，在桓台牛王庄战斗中遭敌伏击，壮烈殉国，时年37岁。据新华社

　　守住历史的沉重别让逝者如烟

　　7月7日，一个特殊的日子。从68年前的这一天开始，中华民族经历了长达8年的浴血抗战，3500万生灵殁于战火。这个日子引领着一段灾难深重的历史。68年后的今天，我们如何铭记历史？

　　犹太人的做法值得我们效仿。7月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已于2004年11月22日建成，从中可以查询到300万左右被纳粹屠杀者的个人资料。据悉，这项庞大的工作早在50多年前就开始了，到目前仍在继续。他们提出的目标是“直到每个人都有名字”，让人们通过每一个名字，都能“走进一段历史”。

　　在这个数据库中，人们甚至能够知道这样的细节：1941年，一位名叫大卫·博格的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里写了他生前最后一封信：“我希望有人记得，一个名叫大卫·博格的人，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现在他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从资料中，人们还可以知道，一位被纳粹关进监狱的犹太小女孩阿加莎，最喜欢的玩偶娃娃名叫“多丽”……

　　看到这样的细节，我在想，如果我们对那段历史的把握也能精细若是，还用担心别人的抵赖吗？似乎，对于抗战，我们一直都比较重视对重大事件的纪录、对重要文件资料的搜集，然而对每一次具体的屠杀，对每个遇难者的细节资料都还着力不多。我们也应该致力于，让人们可以通过每个名字，都走进一个人的历史，具体地感受到民族被侵略被凌辱的伤痛。

　　然而现实中，有些地方的做法恰恰与此相反：今年4月份，在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地，南京利济巷2号———即亚洲最大的日军“慰安所”，被悄悄地拆迁了，而这只是为了服从一个旧房改造的计划；今年5月19日，沈阳市大东区政府的拆迁工作人员趁着夜色，拆毁了一处青砖墙、铁皮瓦的尖顶建筑物———惟一幸存到现在的“九·一八事变”的见证物，曾被日本关东军悍然攻击的中国东北军北大营，而这只是为了“摆放一个汽车项目”。

　　要守住历史的沉重感，就别让逝者如烟消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有故事，这些故事构成历史。”———让我们记住犹太大屠杀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力·维塞尔这句话，并为之努力。

　　郭之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