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话“二.三”暴乱(11)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通化的日本关东军与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并没有按计划于1946年1月27日举行暴乱。这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发生的战争！

　　1946年2月3日，以孙耕尧为首的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勾结以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为首的日本法西斯分子，纠集了大约2万多人的兵力，向中国共产党刚刚在通

　　——关于兵力组织：

　　1.市内主要是三千余名日本关东军军人，国民党组织人员、伪军警宪特及三青团骨干，以及二道江“台湾军”三十余人。

　　2.外围援兵主要有桓仁地方武装二千余人；抚松温德喜部四百余人；三区小南岔日军二百余人；八区四方顶子日军四百余人；林子头潜伏日军三千余人；长白山区潜伏日军二千余人；三源浦潜伏日军一千五百余人；飞机场西南山日军海部队约有一千余人；临江、抚松、长白、辑安、安图等地的散股土匪、伪警察和伪军等三百余人，均由地方国民党组织负责组织起来待命。迟文玉、王桂馨负责组织通化附近的大庙沟、七道沟一带五百余名土匪武装和夹皮沟谢连长的地方团队二百余人。

　　3.在共产党内部的内应分子有通化支队李营长为首的数十人，县大队李大队长为首的三百五十人，县政府警卫排石史军、李洪斌等十五人，行署警卫连李正义两个排，中昌区二中队李桂森班长等五十余人，市公安局文书董国祥以下十余人。

　　兵力总计五万人，其中日军三万人，国民党地方武装二万人，内应分子六百余人。

　　──关于武器配备：

　　1.装甲武器：坦克车四辆，装备机关炮和机枪；2.飞机：战斗机两架，高级教练机一架，九九教练机一架，装备炸弹、机枪、机关炮、宣传品等；3.日军武器：装备有步枪、手枪、机枪、手榴弹、战刀、棍棒等；4.市县政府内应分子资助三十八条步枪，一挺机枪；5.中昌区赤川、小谷、绪方、小林狂介筹备四十支步枪；6.通化支队司令部内应分子提供勃朗宁手枪一支；7.县大队资助两挺机枪。

　　——关于暴动日期：

　　根据辽宁省国民党党部李光忱主任的命令，暂时定为1月27日。20 磨刀霍霍

　　通化的日本关东军与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并没有按计划于1946年1月27日举行暴乱。原因是藤田实彦认为暴乱的条件还是不成熟，山里的日军没有联系上，外援兵力不足；另外，筹备的武器也没有运到，进攻力量不强。在这种情况下贸然举行暴乱，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孙耕尧将这一改动向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李光忱主任做了报告，李光忱强令：“没有外部援兵也要暴动！”于是，经过在通化的日本关东军和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再次协商，决定在1946年2月3日，即春节初二凌晨4时举行暴乱。

　　关于武装暴乱的各种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举行大规模的武装暴乱，必须准备足够的资金和物资。除了动用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事先支付的二十万元暴动经费之外，暴动指挥部还动员一些有钱的日本人捐款。

　　通化县国民党党部还征集了五十辆马车，做为暴动时的交通运输工具。同时，筹备了三千吨薪炭与大批食品，提供给日本关东军暴动部队。

　　还有一些日本军人向暴动指挥部提供了埋在通化、临江、辑安和二道江一带的现金、武器、汽油和药品的情报，以便起出这些资金和军用物资为暴乱所用。

　　为了便于在暴乱中有所识别，国民党通化县党部还为暴乱部队制作了佩戴的臂章。

　　一种是白布蓝字臂章，印有“暂编东边地区部队”第×××号字样，加盖红色“中国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印章，这种臂章是给日本关东军佩戴的。

　　还有一种臂章也是白布蓝字，印有“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第××号字样，中间有枚国民党党微，加盖“中国国民党通化县党部”的方形印章，这种臂章是给国民党分子戴的。

　　以孙耕尧为首的通化县国民党党部，积极为即将举行的暴动进行舆论宣传活动。

　　孙耕尧责成“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刘亦天，由刘亦天的侄女刘玉娟出头，组织十几个在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的妇女成立妇女宣传会，以卖唱乞讨为掩护，到西山花田街等日本人居住区去弹唱日本人的曲调，演出只有举行暴动才能父母子女团聚的戏剧，鼓动35岁以下的日本男人全部参加暴动。

　　国民党通化县党部还计划一旦暴乱成功之后，立刻夺取通化日报编辑部，把《通化日报》改为《东边民报》，使其成为通化县国民党党部的机关报。党部组织文人把第一期《东边民报》拟发表的发刊词和一些主要文章都写好了。

　　国民党通化县党部还编好了《告八路军书》，署名是“中央先遗队”，加盖“中国国民党地方接收委员会”的印章，准备在暴乱成功后四处张贴，瓦解共产党和民主联军的士气。

　　辽宁省国民党党部机要电台特意将与通化县党部之间收发电报做了保密规定，把普通电报码改为加密码，发报时个位加一，十位减一；收报译电时个位减一，十位加一……21军事训练

　　经过一系列的联络之后，已经组成的各种突击队开始在暗中集结，并且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军事训练。

　　例如：通化支队司令部位于西山半山坡上，所以，负责进攻通化支队司令部的日军突击队，每天早晨以锻炼身体的形式，列队跑步从西山下来，路过通化支队司令部时则利用冬天山坡路面形成的冰雪快速下滑，如此反复训练，直至暴乱发生前两三日停止。

　　再例如：市县公安局在西山下坡处，其正门正好对着西山下坡路的尽头。在暴乱发生之前，也有整队的日军利用早晨锻炼的形式，沿此段马路的冰雪路面迅速下滑，一直冲至公安局门口。暴动时日本人也是这样做的，只是加上了冲锋时的呐喊声。

　　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孙耕尧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在市内收编了汉奸、伪协和会员、伪军警、伪官吏和流氓、地痞、土匪二百余名，组织国民党党员及三青团骨干三十余名，将这些人武装起来，命令沈阳派来通化开展三青团工作的邵裕国指挥，由党部徐斌、邓永林负责监督管理，届时投入暴乱。孙耕尧还派出大批特务分子配合日本特务联络员，在东昌区、龙泉区、启通区、中昌区和二道江区收编伪军警等兵力。

　　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委派军事部参谋处长郑乃樵，通过各种手段拉拢我方机关及部队内的不坚定分子，发展暴乱时的内应，准备届时暗杀共产党各级领导人。同时，安排电报局里的内应分子，在暴乱开始的时候切断共产党、民主政府和民主联军机关的电话联络。

　　为即将举行的暴乱联络郊区外援工作也在暗中紧锣密鼓地进行。（新闻编辑：曲兆佳）（来源：新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