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初开始，河北武强县交警大队勾结外地不法人员，采取降低收费标准等手段，违法跨区域为外地摩托车、农用车办理牌照及驾驶证，用“创收”所得建造了30套别墅。违法办证“肥”了执法者，却在批量制造“马路杀手”，形成了重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令人惊奇的是，违法异地办证是在单位里的一次全体大会上决定的，没有人对此表示反对。随后，单位又召开了中层干部会议，最终获得了通过。当时的会议记录上，不仅有包括原队长在内的10名干部摁下的手印，还留下了“一致同意办理外地牌证，大家共同承担责任”的“攻守
协议”。（7月8日 新华社）
为了发展“执法经济”，为公权私化披上“民主决策”的外衣，武强县交警大队上演了一场“集体决定”的闹剧，然后以此为“依据”，公然违背法律法规，大搞部门创收，力争小团体利益最大化。这荒唐不经的一纸决定，显然并非真正的发扬民主，更无半点合理性，反而成了知法犯法的“写照”，案件查处的证据。可谓枉费心机，自找难看！
一个县级交警大队，少说也得几十号人，内部人员面对严重的违法行为，缘何就那么容易达成“共识”，做出“集体决定”？仔细分析，这里面原因是复杂的，不可能完全思想统一，一致“对外”。一是领导权威的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在一个单位和部门，大小事基本上都是领导说了算，说干啥就干啥，即使有不同声音也无济于事。那么，所谓的“集体决定”，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领导决定”。二是利益的诱惑。人都有趋利性。你想，对于个人来说，响应领导号召好处大大的，票子、车子、房子均不愁到手，一些人就不顾不得那么多了。于是，不管是否违法，就趋之若骛地投入到“集体决策”中去。三是无可奈何随大流。可能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法纪意识比较强，面对群体性错误决策和领导意志，清楚可能发生的后果，本想予以阻止和抗拒，但无奈人微言轻，寡不敌众，胳膊扭不过大腿，最终还是个人服从了集体。
执法部门在“集体决定”的情况下，发生群体性违法行为，说明部分执法者素质低劣，公然把国家法律赋予的权力当作谋取部门和个人私利的工具，“公权私化”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部门“执法经济”发展到疯狂的地步。据报道，检察机关查明，在河北武强等8个县，交警部门为了“创收”，与驾照贩子相互勾结，滥发证照竟达11万余个之多。实际上，不光河北交警部门“公权私化”现象严重，在其他一些地方和部门也同样如此。尽管各级各地已经加大了整改力度，但至今也未能绝迹，甚至在有些地方和部门还愈演愈烈，发展到公开化、集体化。而在致力于建设法制国家的今天，执法者一边拿着纳税人的钱，一边再靠公共权力搞部门创收，肆无忌惮地满足一己私利，这种现象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
团体性的知法犯法，公权私化，满足了部门和个人利益，却侵犯了民众利益，践踏了法律尊严，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为此，必须严惩所有公权私用者，特别是部门主要领导。因为主要领导是真正的决策者，在“集体决定”中居于支配地位，起着关键作用，是“主犯”，他们负有不可推卸领导责任。同时，其上级主管部门监管不力，也难辞其咎，应连带追究其管理失察责任。(稿源：红网)(作者：梁守泰)(编辑：耿红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