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离任时百姓说我是个清官，是个好香港仔，做了一场挺好的香港梦(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0日10:03 大洋网-广州日报

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

　　央视白岩松2005年6月30日，也就是香港回归8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央视《东方时空》栏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办公大楼第5层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的办公室专访了他。

　　我有一百个领结四个架子

　　每天拿一个晚上再放进去

　　记者：问一个很私人的问题，您每天是根据什么来决定选择什么样的领结。

　　曾荫权：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一共有100个领结，有4个架子，每个架子有25个，我每天拿一个，晚上再放进去，再把旁边的拿出来，100天以后就轮另外一次，也就是说隔100天之后我会再次看到这个领结。但可能也有部分“退休”的被拿下来，买了新的放进架子。

　　记者：为什么选择领结呢？是因为它很方便，还是跟领带相比较更有个性？

　　曾荫权：我告诉你，这个是效率最高的东西。领带很漂亮，但我发觉领带越贵的时候，弄坏的机会最高，汤、酱油会被弄进去。但用蝴蝶结永远不会有这个问题。另外是我的个子小、矮，用领带前面一边比后边长一点；（如果）每天每个领带不同，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做那个事情，但蝴蝶结没有这个问题。

　　胡主席要求我不改风格

　　这是对我很大的鼓励

　　2005年6月2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香港厅，曾荫权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誓。宣誓完毕，温家宝向曾荫权颁发了国务院第437号令，任命曾荫权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随后，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分别接见了曾荫权。

　　记者：在北京的这两天，接受中央政府任命的过程虽然很短，但感触很深吧？

　　曾荫权：对，不是两天，是一个晚上两个白天，主席、总理都用了超过一个小时同我对话，语重心长地跟我讲很多事情。我很感动的就是主席要求我不要改变风格，这是对我很大的鼓励。

　　曾荫权出生于1944年。作为家中老大，经常会因为做错一些事情被父亲责打，但这反而让他从小培养起了一份责任感。为了帮父母带好四个弟弟妹妹，他很小就开始打工贴补家用。

　　曾荫权：有一段时期我们住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房间，但是我没有感觉我们缺乏什么东西。想来以前那些生活都挺快乐的。我们捉迷藏、打球、踏单车，这是最好的玩具。

　　记者：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梦想吗？

　　曾荫权：我自己的梦想，不单是我一个人编织的梦想，是香港人一起编织的梦想，是这个普通的家庭经过自己的努力、拼搏，有工作的目标，一步一步地爬升。这个不单是我曾荫权可以做到。最重要的是要努力，要耐心，就可以达到。这个就是香港的梦。

　　记者：是否可以把您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为特首的故事，直接拷贝成香港梦的一个非常精彩的版本？

　　曾荫权：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做着同样的梦，经过同样的努力，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我们最典型的精神就是全力以赴，有目的，有目标，有耐心，有耐力，有求学，有接受新的知识新的技术，还有学习别人的长处，可以补自己的短处。

　　1964年，曾荫权预科毕业后，被香港大学建筑系录取，但由于家庭经济拮据，他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辉瑞药厂的西药推销员。1967年，曾荫权考取二级行政主任职系，加入政府公务员行列。面对众多高学历的精英，仅有高中文凭的他感到了无形的压力。直到1981年，香港政府给了曾荫权到哈佛深造的宝贵机会。那时，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记者：您在不太年轻的时候，突然拥有了去美国哈佛大学读硕士的一个机会。大家开始会替您担心，行吗？但是您最后九科全都是A，怎么做到的？

　　曾荫权：我珍惜当时的机会，对每一门课程我都用尽我的方法，还有，我很喜欢学习，求学的心很重。虽然我当时30多岁，但是还有我夫人的支持。她是同我一起去的，对我一直很支持。

　　身在异国思乡思国

　　愿用100美金买云吞面

　　记者：据说您曾经在半夜里突然对夫人说，我想念香港的云吞面，如果现在让我用100美金去买一碗面我都会买。是这样吗？

　　曾荫权：是，真的是。当年是冬天，外面下大雪，我们睡得不好，思乡病很重。最后决定回来不是因为云吞面，是因为我们是香港人，我们老家是香港，我们国家是中国，一定要回来的，就是这样。

　　1982年，曾荫权在哈佛大学获公共行政硕士学位毕业后回到香港，此后一路获得提拔。1997年香港回归后，曾荫权在特区政府执掌财政大权，也就在那个时候，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

　　流泪一次为金融风暴

　　一次为儿子结婚

　　记者：当时您作为财政司司长，要积极地去面对它。但我也听说您自己说过，曾经在半夜有过睡不着觉醒来流眼泪的时候。

　　曾荫权：哭了。哭了。哭了。用的储备不是我自己的钱，是香港老百姓汗水的结果，用得不对怎么办？对付炒家是必须的，但我相信一个自由经济的政府在市场领域是不应该干预不应该插手的。但是当时的市场完全被破坏了，不能不做事。最重要的是，我感到如果做错了以后，受苦的不单是我一个人，还有其他香港市民。不过决定以后就不怕了。每天做事有目标，一定要做好。

　　记者：就哭过那一次吗？

　　曾荫权：这是一次。我孩子结婚的时候也哭了。

　　记者：但是那是幸福的眼泪。

　　曾荫权：对，不同。

　　2001年5月1日，曾荫权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2005年3月12日，国务院批准董建华辞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职务，曾荫权即时署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职务。

　　记者：今年农历新年时，我在媒体上看到说，您跟同事讲，到2007年，就在政务司司长这个位置上告老还乡。但很快3月份时，董先生提出辞去特首。那时您就会在内心里考虑：我做不做？我怎样去做？接不接受？面不面临这个挑战？参不参加竞选？您最后是怎么做决定的？

　　曾荫权：对我来讲这是个不容易的决定。最重要的是，我对我的年纪很敏感，我已经60岁了，考虑到应该让香港比较年轻的人担当这个职位。但时间太短，我考虑其他的同事、上届的人士可以在这个很短的时期出来做这些事情的人数并不多。我得到很多同事、朋友的支持，最后得到了夫人的同意。这个对我很重要。

　　记者：可能您曾经期待过的悠闲的日子就要向后推迟很久很久，这可能是一种牺牲。

　　曾荫权：我不用牺牲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是一个责任，是一份光荣，一份工作。

　　记者：从您正式接受中央的任命，成为特首到现在，几天时间过去了，这几天您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曾荫权：时间过得很快，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快，但是还没有感觉到压力。最重要的原因是时间过得快，没有什么机会静下来反思，但是感觉还是好的。我心里有很大的活力，希望再做点事。

　　记者：会不会有一点兴奋？

　　曾荫权：有啦，这个不可以避免的，但是总的感觉是好的，给我一个新的机会，同一般的老百姓短距离地见面、谈话，听听他们的心声，很有意思的。

　　记者：您很勤政，四处在跑，会不会使您手下的这个团队都因此发生变化，要向您靠近？

　　曾荫权：一定会。我们每天早上一起研究当天媒体的报道，全部主要官员都在一起，每天早上8时40分，我讲我的想法，他们讲他们的想法，得出我们的结论，用行动回应市民的要求。如果我这样做，许多官员一定也这样做，我们一起做。这不但是回应市民的要求，还增强了我们团队的精神。

　　记者：您给自己定的工作目标是确定的两年还是一个很长久的未来？

　　曾荫权：有的部分是两年内可以开始，但不能够完成。有的部分已经开始了，我们继续努力。有的部分可以初步地着想，做个势头，然后继续来做。但是我相信，香港的管治要联系起来，要一个长期的工程，但是我最重要的是把这两年做好，做一个好的势头，然后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希望两年后市民支持率高一点

　　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关系好一点

　　记者：两年看似很长，但有的时候又很短，您希望两年后您领导下的特区政府能使香港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曾荫权：我希望得到的是一个有活力的政府。市民对我们的支持率比现在高一点，另外我们的行政机关同立法机关的关系比较好一点。

　　记者：当有一天您离开为香港百姓服务的这个政府的位置的时候，您希望那个时候百姓怎么送别您？

　　曾荫权：我希望他们讲，他是个清官，他是一个好的香港仔，他做了一场挺好的香港梦。

　　据央视《东方时空》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