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毕业生月薪走低亟待政府调控

　　据报道，广州有企业近日以试用期500元的月薪招聘本科生，大学毕业生起薪水平再度创下新低。有人惊呼，“随着部分人才相对过剩和职位竞争异常激烈”，大学生的“低工资时代”已经来临(7月9日《中国青年报》)。

　　在目前高校毕业生总量连年攀升的前提下，人才市场一直处于“买方市场”的状态，加上大学生们缺少实际工作经验，根本没有资本与用人单位“博弈”，只能听由用人单位一再压低薪酬价格，600元的月薪就是这样产生的。

　　教育是中下阶层民众改变自身社会阶层，实现社会合理流动的重要渠道，如果就业市场长期低迷，薪酬持续走低，投资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社会上会产生新的“读书无用论”——事实上，这一现象已经在西部一些地区出现——这不仅不利于提高全民素质，冲抵高校扩张这一制度设计的预设效果，而且中低阶层的民众将会失去一个改变自身处境的通道，而这将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曾有研究报告称，现在要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如此巨大的投入，到头来只能找个月薪低得连农民工都不如的600元的工作，这对大学生本人和他们的家庭无疑是当头一棒，尤其是对那些收入水平低下的农村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个“颗粒无收”的悲惨局面。

　　所以，不管是基于市场缺陷的原因，还是从维护社会安定，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考量，政府部门都不能放弃相关的管理和调控，而任由毕业生就业市场自行调节。

　　吴锡平

　　富人尚未取得行善的资格

　　近来连日大雨，南方不少地方洪水泛滥成灾。。在媒体的募捐报道中，却鲜见有富人慷慨解囊的新闻。显然，批评富人们“冷漠”、“自私”、“为富不仁”、“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论调仍将继续蔓延下去。“老调子还没有唱完”，但是我却想唱点新的东西。

　　现阶段，中国的慈善事业是由官方垄断的。我国目前只有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等7家慈善机构是捐赠全额免税的慈善组织。因此捐赠者的选择范围非常狭小。即便如此，根据《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纳税人的捐赠，免缴的税额也只在3％以内。与许多国家都有专门鼓励纳税人捐款给社会慈善事业的法律相比，比如说捐款多少就可以享受减税甚至免税优惠等——从这一点上可以这么说，中国是不鼓励富人和他的企业捐款的。原因何在？如果捐款都可以免税的话，政府的财税收入将会流失，这既关乎官员的福利，又关乎领导的政绩。更重要的是，即使是这极少数的官办慈善机构，它们的活动也是很不透明的。大多数的情况是，捐款人一旦将善款捐出，对于资金的去向和使用情况就一无所知了。所有这些，都使得潜在的捐献者们对于慈善捐献充满了疑虑甚至是望而却步。

　　一方面是社会要求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一方面是体制在约束着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富人们在慈善事业上的尴尬处境表明，他们尚未取得行善的资格。

　　行善需要资格吗？是的，行善不仅是一种责任，还是一种权利。这是一种通过善行而获得社会声望和群众拥戴的权利。只要看看有关官员们慰问灾民、贫民的新闻报道就行了，那些受助群众一口一句“感谢领导”、“感谢政府”的场面，有着丰富的政治意义。

　　《韩非子》里有这么一个精彩的故事:孔子的弟子子路在鲁国做地方官，看到百姓被鲁国的宰相季孙氏征发做劳役，又累又饥，就拿出自己的俸粮煮了稀饭给民工们吃。孔子听说了后，马上派了子贡去“覆其饭，击毁其器”——把他的稀饭倒了，把他的锅砸了。并把他教训了一顿，大意是说:统治者拥有这些百姓，对这些百姓施恩行惠是统治者的权利，你如今擅自向这些百姓行善，就是侵犯了统治者的权利，换句话说:你没有行善的权利！孔子话还没有说完，季孙氏果然就来兴师问罪了。

　　所以说，行善是需要资格的。中国富人们的尴尬表明，他们尚未取得行善的资格。

　　刘江平

　　期待“百佳”餐饮为同业作出表率

　　日前，广州市隆重其事评出了“百佳”餐饮企业，诚然，此举为挽回市民对广州饮食业所失掉的信心和修补受损的“食在广州”的形象，具有一定的推动意义。

　　但是，今非昔比，即使此次评比“含金量”再高，也将如其他眼花缭乱的金字招牌一样，魅力渐失、光芒有限了。试想一下，近年来，多少名牌产品、“指定食品(饮品)”“自废武功”？而在广州，近日更有数家小有名气的食肆因严重卫生问题被曝光，让市民闻之色变，这些企业不但砸招牌，而且令“食在广州”的声誉蒙羞。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前车可鉴，今日评出的“百佳”餐饮，更应倍加珍惜和无愧这一优良称号，尤其应在以下方面作出表率，起“领头羊”作用:严格执行国家卫生、消防方面的有关法规；改变那种只要利润而漠视卫生，以及为了节流开源而将卫生配置、消防设施打入“节流”之列，从而埋下祸根与隐患的短视行为。正是:“金杯，银杯，不及老百姓口碑。”

　　卢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