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格”前后

　　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没有举行庆祝会、招待会，没有宴请宾客、送纪念品。当时不搞形式、不讲排场的社会风气，比现在好多了。

　　按照现在的说法，报纸是“升格”了。工作人员夙愿得偿，自然兴奋。但兴奋之后思考，多少有些苦涩：我们编印的报纸，称得上党中央机关报吗？我们的政治、理论，知识水

　　《人民日报》从地方性到全国性，是逐步转变的。从1949年3月移住北平，就开始了这个转变。作为中央局机关报，这个队伍不算弱，有充实、加强成为中央机关报的基础。全国胜利在即，中央到了日后的首都，要讲的话很多，需要一个机关报。对此，《人民日报》职工看得清楚，开始尽力承担中央机关报的某些任务。例如言论，在8月以前，凡遇国内外重要问题，除中央直接发言外，多数通过新华社评论发言，少部分已由《人民日报》说话。《人民日报》成为中央机关报后，有段时间还是两家发表评论。直到9月下旬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有重要评论都由《人民日报》承担。新华社为国家通讯社，《人民日报》为党中央机关报的性质完全明朗。

　　8月1日2日，《人民日报》在“报眼”连续登载“本报启事”，内称：“本报8月1日改出一张半，内容包括国内要闻、解放区新闻、北平新闻、国际新闻、专刊、综合副刊等”。这是报纸“升格”的非正式声明，但当时似乎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当然，内行人明白：一个地区性报纸，当时不会这么重视其他解放区的新闻，不会这么重视国际新闻；内容这样广泛，乃是全国性报纸的“架势”。

　　从8月1日开始，报纸版面安排有大变化：一张对开四版的报纸，加了一张四开四版的报纸。前者的版面安排是：一版国内外要闻（顺便说一句：当时《人民日报》相当重视国际新闻，总在一版给予远比现在为多的篇幅），二版是国内新闻和“经济新闻”专栏，三版是国际新闻，四版是各种专刊。后者的版面安排是：一版有《北平新闻》的报头，并注明由《人民日报》社出版，可同《人民日报》一起订阅，也可以单独订阅，一版和二版是“北平新闻”，三版是“学习生活”，四版是“人民园地”——综合性副刊。前不久出版的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北平解放报》于8月1日终刊，《人民日报》同日出版《北平新闻》，可以说担负了北平市委机关报的部分任务。这就是“本报启事”所说“一张半”的那个“半”。

　　为时不久，发现这种形式对工作不利，北平市的宣传报道削弱了。于是再次变动，北平市委另行组建机关报，《人民日报》社出版的《北平新闻》于8月18日终刊，同日改出对开六版：一版为国内外要闻，二版为国内新闻，三版为国际新闻，四版为本市新闻和“经济新闻”专栏，五版为各种专刊，六版为“人民园地”。五版专刊有“苏联研究”、“经济”、“国际”、“卫生”、“农业生产”、“星期文艺”。专刊多为周刊，少数为双周刊，其间隙为综合文章版。像刘大年同志的《美国侵华史》，就是在综合版连载的。报纸内容变化更加显著。一张全国性党报，要充分报道全国各地动向，反映各中央局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部署。《人民日报》8月1日即转载《长江日报》《中南局机关报》社论《坚决消灭土匪》（土匪猖獗，当时是新解放区一大祸患。许多土匪就是残余蒋军，受蒋党指挥继续与人民为敌）：“经济新闻”专栏刊载“沪皖物资交流频繁”、“东北特产大量销（香）港”等新闻。接着连续以新闻形式，报道《长江日报》号召“全区军民奋勇前进，消灭蒋（介石）白（崇禧）残匪”，《群众日报》《西北局机关报》号召“广泛发动群众，肃清暗藏蒋匪特务”，《解放日报》（华东局机关报）号召“紧急动员，战胜秋汛”，等等。

　　“升格”为中央党报后，最大困难是人手不足，水平不高。8月初，《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也是《人民日报》通讯部）一起，包括北平解放前后北平市委输送的一批生力军，共有五百二十多人（编辑部、印刷厂、后勤部门合计），其中有些同志并不适合新闻工作。日本投降以后，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有的报社为了“改善干部的阶级成份”，“加强同实际工作联系”，调进一批出身好的地方干部，其中多为县的主要领导干部，担任编辑、记者，在当时是下了大决心的。这些同志带来农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地方工作经验，对报社宣传颇有帮助。但有些同志限于文化水平和新闻业务知识，担任编辑、记者等于弃长就短。报社进城后，环境、任务发生变化，急需大批懂政治有文化又乐于此道的新闻人才，两者的矛盾显得比在农村更加突出。应这些同志要求，考虑全局利益，报社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陆续输送一百多人到其他部门。许多同志在新岗位上承担重要工作，为党为人民作出远比在报社要大的贡献。报社人手于是更加紧张，许多同志加班加点，日夜苦干。所幸当时结婚者少，单身人多，没有家室儿女之劳；实行包干制，生活有保障，不必为柴米油盐操心；政治热情高，事业心很强，工作不讲价钱，这就保证了无牵无挂、心安理得的“无条件”贡献。直到全国撤销大行政区，各个中央局机关报有的终刊，有的转为省报，中央利用这个干部调动的机会，为《人民日报》充实了大批干部。关于这方面情况，我在《会师》一文中另作介绍。

　　按照中央党报的要求，我看这个队伍的水平不够高，各大区人员来北京“会师”以前更加明显。胡乔木同志兼任报社社长，他在中央机关工作十分繁重，不能以主要力量参加报社工作。副社长张磐石、总编辑邓拓长期在白区和根据地从事党的宣传、新闻工作，经验丰富，此时也面临不少新鲜问题。我们这些参加编委、三十上下年纪的“老干部”以及比我们还年轻的编辑、记者，虽有若干在山沟办地方报、在城市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一旦面对中央党报的新任务、大局面，更是茫茫然，想有作为，苦少办法，经常互相开玩笑：“我们只有一个长处：拚体力。”写评论很吃力，安排版面，制作标题，常常“忘记向全国人民说话”，“忽视从政治考虑问题”，多次出纰漏，作检讨。所幸当时深知自己能力不强，尾巴夹得很紧，愿意学习，从不遮丑，错了就检讨，就改正。

　　党报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一度削弱了。这是当时遇到的第二大困难。华北《人民日报》在农村和中小城市选定二千多通讯员，他们经常写稿和反映情况，有些还能承担委托采写任务，但报社进城后多数失去联系。报社同华北各省新华分社的联系也削弱了。报社不仅难以系统了解各地的情况，甚至一度出现从未有过的稿荒。吊在空中办报是不行的，编委会下了最大决心，宁肯内部工作更紧张些，也派出一批得力干部，有的到一些省市物色聘请特约通讯员，有的常驻各大区军政委员会或中央局，依靠当地党政机关组织重要报道。同时实行“订货”办法，同各大城市一些领导部门共同制定报道计划，他们供货，我们编发。大约一年以后，通讯员来稿多了，本报记者写稿多了，新华社发稿多了，缺稿的问题最终得到缓解。

　　从平山移到北平，由地方报“升格”中央党报，接连两次转变，报纸宣传报道的范围、任务、对象，同敌人包围的农村根据地时代大不相同，理应静下心来，作一番全面深入的研究、探索：哪些优良传统要坚持、发展，哪些不适应当前情况的东西要扬弃、改革。现在看来，当时作得不够。一是工作忙，任务紧，成天匆匆，脑子静不下来；二是缺乏对继承和改革的清醒认识，加上某种惰性作祟，既感到力不胜任，又觉得还能应付，结果丧失了一次改革的机会。

　　当然，新闻业务方面的改进还是有的。例如，过去安排版面，多以新闻地区或文字体裁为准，从11月起，改成一、四版国内国际时事，二版经济，三版文教，五版专刊，六版副刊。这种按照专业安排版面的思路，一直继续到现在，尽管中间几经改变，多次又复还了。编辑部组织，是按照新闻业务分工，还是按照专业分工？也是多次改变，最后证明还是按专业分工利多弊少。但类似变化，或说改进，并未涉及宣传思想、新闻体制等问题。这类更深层次的问题，当时有的还不可能提出来，有的虽然冒头了，我们没有认识或没有抓住，一拖几十年，把彻底研究解决的任务留到现在。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